《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与《人民日报》合称为中共中央的一报一刊，其前身是赫赫有名的《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在六、七十年代曾是中共在思想理论战线的最重要阵地。所以它的社长、主编要级别较高的人担任。
1988年，邓小平接受李瑞环的建议，将《红旗》易名为《求是》，淡化“红”的色彩。目前《求是》杂志为半月刊，国内发行量是100多万册，江泽民常写些东西刊登刊登过过“理论家”的瘾。《求是》杂志不用购买，而完全是公费赠送，也就是说，拿国家的钱给自己涂脂抹粉。
● 编辑水平都不够却当主编
据前哨杂志报导，2001年2月，王天玺由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调去担任《求是》杂志总编辑，与他搭档的社长高明光，之前曾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和其他报刊不同的是，《求是》实行的是总编辑负责制，因此王天玺是这个中央理论刊物的第一号人物。他是《求是》第一位少数民族总编辑。
王天玺是云南彝族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任中共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书记，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云南省委副书记，主持云南省的意识形态，并一度兼任该省处理法轮功领导小组组长。他和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都是中共重点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
王天玺来到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二号时，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几个月前投稿到《求是》而被“毙掉”的一篇文章重新拿出来发表，这回当然没有任何阻力。这篇文章原来被编辑认为“水平不够、不宜发表”。据悉，“毙掉”这篇文章的编辑当时听到王天玺入主《求是》当总编时惊呼：“不会是云南那个王天玺吧”同事告诉他：“正是。”可见《求是》到底求不求是。
王天玺编著有《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论哀牢山彝族起义》等书，书是出了，但没有几个人知道，更没有人看，所以，王天玺没有因其书而知其名，不过到《求是》杂志社当总编那就是在理论家的位置上了。否则怎么不让别人当呢？“官越大学问越大”在中国大陆似乎成了定律。半吊子水平也能当主编？别大惊小怪的，反正也没几个人看。
王天玺到任的时候，正是官方轰轰烈烈地宣传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时候。他在《求是》杂志成立“三个代表”课题组，自己亲任组长，组织写作班子发表宣传文章，“推出一批理论研究成果”。
● 过度吹捧江令人牙碜
2002 年9月，王天玺署名的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的文章，被《求是》作为宣传“三个代表”的重头文章推出。该文充满文革式的宣传味道。文章说：“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激起亿万人民很高的热情，引起全世界广泛的关注”。“是二十一世纪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
王天玺在文章中说：“江泽民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意愿。为了探寻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他走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和研究机关，与工人、农民、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促膝交谈；他召开包括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在内的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座谈会：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我们党重要的历史文献；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党的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题调查”。这篇文章还说，江泽民“七一”讲话之后，“中华大地上形成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热潮，形成一种人心向党、人心思进的气氛。三资企业的许多职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有了亲切感，增强了归属感。甚至台湾民意都发生了变化。”
这与江泽民要打台湾的节奏有些不合拍。
● “三个代表”的“伟大之处”是无中生有
最有意思的是，文章说：“江泽民同志是邓小平同志最好的学生，他把邓小平同志的政治嘱托牢记在心，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探索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振兴中华的真理，终于创立了三个代表的光辉学说”。这段吹捧让江泽民很不满意，江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邓小平的“学生”，他认为自己比邓小平强。
除发表文章极力鼓吹“三个代表”，王天玺还作为中央宣讲团成员到地方宣传“三个代表”。这种即席演说更突显了个人学养的不足。据悉，他在宣讲时用文革式的语言说：“三个代表”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有一次宣讲时他更是兴奋过度，高谈阔论，说：“三个代表”的“伟大之处”是甚么呢？就是创新，甚么是创新呢？就是“无中生有”。台下哗然。
王天玺一生中最辉煌的鼎盛时期就是这次发言，他给了江泽民一个最恰当的评价。
● 拍马屁过份被炒鱿鱼
2003 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联合派员到《求是》杂志宣布：免去王天玺总编辑职务，免去高明光社长职务，《求是》杂志由原来实行的总编辑负责制改为“编委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任命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恒权为《求是》杂志社社长，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李宝善为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