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表示，国家环保总局今年将重点落实752个未动工项目的资金来源，同时重点抓工业污染的反弹和新污染的控制。
从时间上看，距离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只有一年多时间了。如此多的工程连资金都没有着落，要如期实现，造福百姓，怕是很难。且笔者以为，此次披露的三河三湖问题只不过是中国环境治理所面临问题的冰山一角。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许多可持续发展力的透支为代价的，这中间就包括环境的代价。不光是潘岳所说的三河三湖，拿长江为例，长江源头正在逐渐干枯，沱沱河年水流量十年中下降了约百分之二十，表面上是由于气候变暖，冰川萎缩，雪线上升，格拉丹冬周围湖泊、沼泽渐渐干枯，水源减少所致。 沱沱河，通天河流域干化、沙化、荒漠化问题日益严重，草场退化，二十年中，江源地区荒漠的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江源第一县曲麻菜的老县城因被风沙包
围，一九八○年被迫将新县城迁到一个水草丰长的地方，但仅仅过了不到二十年，风沙又威胁曲麻菜新县城，全城的水井干枯，全县的人只有到五公里外的一口泉眼去取水，现在有专门的水贩子卖水。
金沙江流域、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泥石流等山地灾害非常严重，金沙江全长二千三百零八公里，两岸的泥石流沟就有一千一百多条，对金沙江河床构成极大威胁。
长江中、下游湖泊容量减少了约一半，长江变成了‘直肠子’，调节水量的能力减弱，加上泥沙使荆江河床抬高，中、下游防洪形势越来越严峻。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证实，近 20 年来仅长江城陵矶至汉口河段，就淤积了 2亿立方米泥沙，平均河床淤高 0.43 米。原因是长江上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从 50年代初的 29.95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 39.3 万平方公里，占这一地区总面积的 39.1%。
洞庭湖年均沈积泥沙约 1 亿立方米，湖床年均抬高 0.3 米；湖面由昔日的 6270 平方公里，萎缩到目前的 2691 平方公里；洪水调蓄能力由 1949 年的 293 亿立方米，降到目前的 174 亿立方米。长江流域现有的各个水库中，每年因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而损失库容达 12 亿立方米。长江水源的干枯及沿岸的灾难都是由于沿江各地盲目发展经济造成的。
按理，三河三湖的治理应当比长江要容易一些，因为三河三湖流域所涉的地方较小，地方保护主义的烈度不如长江那么严重。但就是这些小江小湖的治理，现今都面临着这么严重的问题，可见中国环境治理工作的难度之大。其中的首当要者，便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政绩要求形成冲突，同时，追求物质富裕的中国底层民众，还没有切身的环境利益需求──虽然环境问题与他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但在生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的前提下，环境需求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所以笔者以为，潘岳的愤然固然是一位环境官员的责任和良心使然，但首要的问题，不是急着落实资金的问题，而是一个公众环境共识的普及和形成的问题。三河三湖治理资金的缺口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人们的心灵缺口造成的。急着去抓资金的落实，不过是一种计划执行问题。就算资金落实了，项目上马了，不过又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政绩，而如果这些地方政府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对于环境的看法，这些项目又会成为王力雄先生笔下的很多援藏项目──当了几年花瓶，最后成了一堆废墟──因为这些环保项目不是建成就完事了，它不仅需要运营成本，还需要地方为它的存在而支付更多的工业产品处理成本，比如废水治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