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立后，派大将窦固等西征讨伐重新兴盛起来、称霸天山南北的匈奴。窦固的部将班超英勇善战，为东汉王朝在西域重建声威。
在经营西域过程中，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
甘英的使团来到正处在安息治下的条支海滨（今伊拉克境内）。安息西界人说到海上航行的艰难：“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3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2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3年口粮。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
甘英于是知难而止，没有继续西行。后来有人推测，安息人阻挠汉人西入大秦，是为了垄断丝绸贸易。
甘英的目的地是大秦，这个目标因为他对越海远行的保守态度而未能实现，但他成了历史上记载的最早到过伊拉克的中国使臣。他创造了中国古代官方外交使节西行极限的历史纪录。
杜环：将伊拉克风情著书的第一人
公元8世纪中期我国盛唐时期，也正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展达到鼎盛的时期。两大帝国的军事力量就在中亚地区迎头相撞。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大食）的军队在怛逻斯（今名塔拉斯，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唐军大败，数万士兵被俘，这些俘虏分别被带到了阿拉伯境内各地。其中有一人名叫杜环，他辗转流落到亚俱罗（人们考证认为此即Alula，即今伊拉克之库法，当时是大食的临时首都，在今巴格达以南，而巴格达当时尚未开始兴建），居12年才得以回国。在这里，他意外地遇见了祖国同胞－－“京兆人樊淑、刘 、河东人乐、吕礼”，他们都是手工业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等，可见当时早有不少中国人在伊拉克生活。尤其可贵的是，杜环对伊斯兰教教义及习俗作了至为简要而准确的描写。这也是见诸汉文典籍的对伊斯兰教最早的描写。例如：“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 “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士禀化，从之如流。”（所引内容与《古兰经》第二篇、第九篇基本相符）。 “法唯从宽，葬唯从俭。” 上述对伊拉克和伊斯兰教教义的记载，见于杜环回国后所写的《经行记》一书。这本书是我国具体记载伊拉克情况的第一本著作。可惜的是，现在人们只能看到此书的片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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