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01-17 00:22:00作者:陈璧生
那是一个阴沉的深秋,秋风落叶的声音为这片冷漠的天地带来丝丝寒意。我站在路边的候车亭一角,等待着下一辆公共汽车。不久走过来两个拄着拐杖,一样矮小,一样单薄的老妇人。我看着这两个矮小的老妇人向候车的人们伸出手,嘴里一面不断地叨念着什么。许多浓妆厚抹的小姐,西装革履的先生,根本上没有转过头或者低下头去看他们一眼,仿佛那企求的声音根本上不曾存在。这时一个老人走到我的身边,颤颤着向我伸出一只又粗又大的手。我转头看了一眼,一阵颤栗攫住了我的心,那是一张多么苍老的脸啊!就像一片即将剥落的老树皮,皱纹刻满了她的额头与脸,牙齿几乎全部脱尽了,上唇和下唇都深深的往里陷。她身上的土蓝色衣服很老很旧,但是有一种别的乞丐没有的整齐,甚至让人感到一种朴素的威严。这样的一个老人站在我的旁边,就像一片在秋风中飘零下来,却找不到土地的落叶,人怎么被摧残到了这一步!
我把身上的一点零钱给了她,她突然说:“老啦,走不动了。”然后用拐杖尖戳戳自己的布鞋,大声说:“脚坏了。”她见我不大懂的样子,便坐在地上,除去一只鞋伸出一只赤脚。我蹲下去看,那只脚,居然已经变形到了连一个脚趾也辨认不出来的程度!整个脚板好像被什么东西拧过,扭成一团一块,看得我的心直抽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人继续说:“八十三了,走不动了……”为什么一个如此苍老病残的老人,要沦落到这冷酷的异乡沿街乞讨!我问她:“您家在哪里?您应该回去养伤的。”“我是安徽的。”老人说着,眼眶已经红了起来,“我老伴三年前就死了,儿子不肯养我,家里我又没有自己的地种,所以就出来了。”她边诉说着边抹着泪水,两鬓的长长的白发在秋风里抖动。这张脸上的皱纹,像刀一样在我心里来回刻划,这只畸形的脚板,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一样烙在心口,四周的空气,阴成一块的天,冰冷的风,麻木的脸,一齐向我挤压过来,我感到一阵阵的窒息,泪水不断地在眼眶中打转,我急忙掏出钱包,多拿一点钱放到老人的手中,逃跑似的上了车。
这样的老人我们几乎每天都见过,只不过这一次,那张经历了八十三年沧桑的脸与那只畸形的脚板带给我更多的惊心动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那样泛滥,那样频繁地发生?当我读着鲁迅先生对国民冷漠、怯懦、麻木、残忍的批判,当我读着野史杂记透露出来的正史所没有的真实中国历史的描述,我总觉得我们的头脑,还不是现代人的头脑,还处在“历史”之中。我们的头脑深处,事实上还萌生不出一点基本的有现代精神的尊严意识,自由意识,悲悯意识。任何现代思想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度,便像一小块冰投入一大盆开水之中,一下子化得踪影全无。我的家乡是南方沿海一个不算太穷的乡村。从我小时候开始,每有外省人到我们村耍杂技,那天便成为小村庄一个小小的节日,人们便会纷纷跑去观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放臼。通常是一个大人,叫一个五六岁到十多岁不等的小孩子,双手握着一根一米长左右的小木棍,垂在前面。然后那个大人当场把小孩的双臂臂关节放脱臼,那孩子痛得眼泪直流。接着大人抓住棍子,凶残地向后猛地一翻,棍子活生生地以小孩的双臂为半径翻了大半圈,饱受这种折磨的孩子通常痛得大叫一声甚至大哭起来,于是围观的看客们倒吸一口冷气,啧啧起来。等人们观赏够了,表演的大人就把小孩的脱臼接上,接着向观众要钱。这样往往多多少少能得到一些钱。另一种自残的方式是用尖刀往手腕一插,横穿手腕,顿时血流如注,照样举着插了尖刀的手向观众要钱。小时候我就是围观的看客中的一员。我觉得我们对别人的苦难有一种欣赏的心理,而且自己越是处在苦难之中,对苦难欣赏的兴趣就越大。我们的同情、怜悯已经彻底地消失,在欣赏苦难之后只有由衷的满足与惬意。对我们这些麻木、冷漠着的人,就算看杀牛、杀羊、杀鸡也会感到快乐,更不用说是看着同类的自残。当鲁迅在《药》中写到观赏杀头的人们“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他真不知道是多么绝望痛苦。看客的心态早已像顽固的毒素一样注入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并且成为这个民族民族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最可怕的还不是我们的麻木,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这种麻木的冷漠与麻木。这种双重麻木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地纵凶行恶。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共同分担着这样一种丑陋、卑劣、无良的劣根性,我们该如何是好,我们该如何去自我救赎?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大年夜悲惨地死去。鲁迅把祥林嫂推向这样一个结局,是他对这个早已在骨髓里冷漠、麻木的社会最愤怒,最悲怆,也是最绝望的控诉。不要以为鲁四老爷,阿Q,七斤们可以躲过祥林嫂的死的责任。事实上,正是那些同样在苦难中挣扎,同样受尽官吏乡绅剥削,同样朝不保夕的人们的冷酷、愚昧把祥林嫂推向死亡--而且是绝望的、无比恐惧的死亡。祥林嫂的苦难与最终的死亡,同样有阿Q,七斤们的一份罪。我不知道对一个万里背井离乡,在凄秋,继而是寒冬中沿街求乞的八十三岁的老人来说,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命运。我不知道当她被冻得发僵发硬,当她彻底走不出最后一步的时候,上苍会怎样处置这一条生灵。同时,当上苍知道正是这条生灵的儿子、周围的一切同类把她逼下地狱的时候,上苍会怎样惩罚这个无望冷漠心如铁石的族类。我们谁也逃脱不了对这个世界苦难的责任,任何苦难的造成都有我们或大或微的一点动力,那深如沟壑的皱纹间有我们共同的一份罪恶,每一滴伤心欲绝的泪水都有我们共同的一份罪恶。正是他的儿子的恶把这个可怜的老人抛向异乡的街头,而正是我们共同的恶让她至今仍然流浪街头像树叶一样在这萧杀的秋风中无助地飘零。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在这样的时代,只有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对罪恶与苦难的道德调剂,才有可能使这些苦难减少一点,缓和一点,使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们感受一点生命的温暖。
我们的生命是及其渺小、脆弱的。不幸的是我们几乎不曾认识自己的渺小与脆弱。只有真正体味到我们面对自然、面对历史的那种渺小、脆弱,我们才会懂得要敬畏生命,我们才会懂得怎样珍爱这个族类的任何一个生灵,我们才会懂得去爱我们自己与他人,去怜悯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族类的每一条生命,任何尊严、自由,都是互相渗透、融合的,尊重别人的尊严、自由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与人格。怜悯别人的苦难就是怜悯自己生命的渺小与虚无。对这个族类的一切罪恶与苦难,我们都不是旁观者,而是施予者,而对一切罪恶与苦难的拯救,我们同样不是旁观者,而是切切实实的参与者。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人,必然同时尊重整个族类,对苦难的冷漠、麻木,对尊严的践踏,对自由的侵犯,事实上都是对自己良知与尊严的亵渎。
我们距离麻木有多近,我们距离拯救就有多远,我们距离冷漠有多近,我们距离一个人道、自由的世界就有多远。
我把身上的一点零钱给了她,她突然说:“老啦,走不动了。”然后用拐杖尖戳戳自己的布鞋,大声说:“脚坏了。”她见我不大懂的样子,便坐在地上,除去一只鞋伸出一只赤脚。我蹲下去看,那只脚,居然已经变形到了连一个脚趾也辨认不出来的程度!整个脚板好像被什么东西拧过,扭成一团一块,看得我的心直抽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人继续说:“八十三了,走不动了……”为什么一个如此苍老病残的老人,要沦落到这冷酷的异乡沿街乞讨!我问她:“您家在哪里?您应该回去养伤的。”“我是安徽的。”老人说着,眼眶已经红了起来,“我老伴三年前就死了,儿子不肯养我,家里我又没有自己的地种,所以就出来了。”她边诉说着边抹着泪水,两鬓的长长的白发在秋风里抖动。这张脸上的皱纹,像刀一样在我心里来回刻划,这只畸形的脚板,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一样烙在心口,四周的空气,阴成一块的天,冰冷的风,麻木的脸,一齐向我挤压过来,我感到一阵阵的窒息,泪水不断地在眼眶中打转,我急忙掏出钱包,多拿一点钱放到老人的手中,逃跑似的上了车。
这样的老人我们几乎每天都见过,只不过这一次,那张经历了八十三年沧桑的脸与那只畸形的脚板带给我更多的惊心动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那样泛滥,那样频繁地发生?当我读着鲁迅先生对国民冷漠、怯懦、麻木、残忍的批判,当我读着野史杂记透露出来的正史所没有的真实中国历史的描述,我总觉得我们的头脑,还不是现代人的头脑,还处在“历史”之中。我们的头脑深处,事实上还萌生不出一点基本的有现代精神的尊严意识,自由意识,悲悯意识。任何现代思想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度,便像一小块冰投入一大盆开水之中,一下子化得踪影全无。我的家乡是南方沿海一个不算太穷的乡村。从我小时候开始,每有外省人到我们村耍杂技,那天便成为小村庄一个小小的节日,人们便会纷纷跑去观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放臼。通常是一个大人,叫一个五六岁到十多岁不等的小孩子,双手握着一根一米长左右的小木棍,垂在前面。然后那个大人当场把小孩的双臂臂关节放脱臼,那孩子痛得眼泪直流。接着大人抓住棍子,凶残地向后猛地一翻,棍子活生生地以小孩的双臂为半径翻了大半圈,饱受这种折磨的孩子通常痛得大叫一声甚至大哭起来,于是围观的看客们倒吸一口冷气,啧啧起来。等人们观赏够了,表演的大人就把小孩的脱臼接上,接着向观众要钱。这样往往多多少少能得到一些钱。另一种自残的方式是用尖刀往手腕一插,横穿手腕,顿时血流如注,照样举着插了尖刀的手向观众要钱。小时候我就是围观的看客中的一员。我觉得我们对别人的苦难有一种欣赏的心理,而且自己越是处在苦难之中,对苦难欣赏的兴趣就越大。我们的同情、怜悯已经彻底地消失,在欣赏苦难之后只有由衷的满足与惬意。对我们这些麻木、冷漠着的人,就算看杀牛、杀羊、杀鸡也会感到快乐,更不用说是看着同类的自残。当鲁迅在《药》中写到观赏杀头的人们“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他真不知道是多么绝望痛苦。看客的心态早已像顽固的毒素一样注入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并且成为这个民族民族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最可怕的还不是我们的麻木,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这种麻木的冷漠与麻木。这种双重麻木使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地纵凶行恶。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共同分担着这样一种丑陋、卑劣、无良的劣根性,我们该如何是好,我们该如何去自我救赎?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大年夜悲惨地死去。鲁迅把祥林嫂推向这样一个结局,是他对这个早已在骨髓里冷漠、麻木的社会最愤怒,最悲怆,也是最绝望的控诉。不要以为鲁四老爷,阿Q,七斤们可以躲过祥林嫂的死的责任。事实上,正是那些同样在苦难中挣扎,同样受尽官吏乡绅剥削,同样朝不保夕的人们的冷酷、愚昧把祥林嫂推向死亡--而且是绝望的、无比恐惧的死亡。祥林嫂的苦难与最终的死亡,同样有阿Q,七斤们的一份罪。我不知道对一个万里背井离乡,在凄秋,继而是寒冬中沿街求乞的八十三岁的老人来说,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命运。我不知道当她被冻得发僵发硬,当她彻底走不出最后一步的时候,上苍会怎样处置这一条生灵。同时,当上苍知道正是这条生灵的儿子、周围的一切同类把她逼下地狱的时候,上苍会怎样惩罚这个无望冷漠心如铁石的族类。我们谁也逃脱不了对这个世界苦难的责任,任何苦难的造成都有我们或大或微的一点动力,那深如沟壑的皱纹间有我们共同的一份罪恶,每一滴伤心欲绝的泪水都有我们共同的一份罪恶。正是他的儿子的恶把这个可怜的老人抛向异乡的街头,而正是我们共同的恶让她至今仍然流浪街头像树叶一样在这萧杀的秋风中无助地飘零。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在这样的时代,只有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对罪恶与苦难的道德调剂,才有可能使这些苦难减少一点,缓和一点,使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们感受一点生命的温暖。
我们的生命是及其渺小、脆弱的。不幸的是我们几乎不曾认识自己的渺小与脆弱。只有真正体味到我们面对自然、面对历史的那种渺小、脆弱,我们才会懂得要敬畏生命,我们才会懂得怎样珍爱这个族类的任何一个生灵,我们才会懂得去爱我们自己与他人,去怜悯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族类的每一条生命,任何尊严、自由,都是互相渗透、融合的,尊重别人的尊严、自由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与人格。怜悯别人的苦难就是怜悯自己生命的渺小与虚无。对这个族类的一切罪恶与苦难,我们都不是旁观者,而是施予者,而对一切罪恶与苦难的拯救,我们同样不是旁观者,而是切切实实的参与者。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人,必然同时尊重整个族类,对苦难的冷漠、麻木,对尊严的践踏,对自由的侵犯,事实上都是对自己良知与尊严的亵渎。
我们距离麻木有多近,我们距离拯救就有多远,我们距离冷漠有多近,我们距离一个人道、自由的世界就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