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朋友，没有同志。只有两种人类渣滓：赤裸裸的禽兽和冷酷残暴的专政机器，在这两种禽兽的包围下简直无法保持正常的人性。不知不觉就中毒了，不知不觉就麻木了，不知不觉就残废了。
有一次洪哲胜告诉我，很多台湾人不信任大陆人，认为他们是喝共产党的狼奶长大的，兽性太多，人性太少。初听令我惊讶，后来仔细反思确实如此。在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我们的确是像野兽一样无知无畏。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简直是白日说梦，当今世界最无耻最无礼的种族已经非中国大陆人莫属。我们在这种豺狼当道野兽横行的环境里长大，独能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高雅纯洁吗？恐怕难乎其难！
以我的经验，在劳改队被折磨3年，出来后还得3年才能恢复，劳改后遗症很复杂。
首先是焦虑症。
中国劳改队不是南非监狱，曼德拉始终受到人道待遇：可以阅读全世界的报纸杂志，可以与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电话，可以会见朋友，每周还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仅仅是单纯的监禁－身体活动区域限制而已。
而在中国劳改队，你完全是抓来的奴隶，你没有任何权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胁下苟活。这样久而久之便会患上焦虑症，出狱后不知所措，不知所以。抑郁不平、怨恨他人、喋喋不休、一触即跳、没完没了。
我们沉浸在没人感兴趣的激情里，沉浸在自我肯定里。的确，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政治荒漠的大陆社会里始终坚持理想，以献身般的热情矢志不移。
但我们出狱后首先面临的冷酷现实是，中国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几乎没人理会我们，没有人怜惜我们，没有人爱护我们，反而是一些特务和小人在处心积虑地寻找和创造一切机会来攻击我们。这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局面，等我们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莫名其妙地身败名裂了。
在劳改队一年接受的信息可能还没有在美国自由生活一个星期接受的信息多，我们无法处理，不能及时反馈，也会招致埋怨。
其次是自闭症。
劳教队奴隶生活方式的绝对要求是你不能决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时的每一分钟里都替你安排好了，连撒尿都必须经过批准。你只要象牛马或机器一样绝对执行命令就行了，否则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胁你的生命。
政治犯当然会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里在思想里抗拒。抗拒劳动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变成猿人，抗拒变成动物。
习惯上抗拒一切，敌视一切，最后就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苦行僧，像中古时代欧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的修道士一样，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久而久之养成自闭的思维习惯，出狱之后听不进去任何话，也不想听别人说什么，更不可能与人交流互动，这样岂能搞什么政治活动？
我在广州劳教所里仔细回想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发觉的确有严重的问题。1991年我第一次出狱之后，很久都还陷在89年时的狂热情潮里，没有耐心听任何人陈述，也读不进去任何书和文章。不能连续写100个字以上，莫名的烦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心烦意乱，总是一事无成，后来就陷入几乎癫狂的境地。
92年以后我企图从这种状态下摆脱出来，结果从滴酒不沾转入嗜酒成性，每天必须要喝一瓶白酒，然后兴奋起来，穷吹滥侃，直到精疲力竭才能入睡。
一直到93年我才感到有所恢复，谁知94年又被抓进去劳教三年。97年出狱不久，一到美国我就忙个不停。在家门之外我是个活跃的民运人士，每天独处室内我又在更严重的烦躁抑郁里挣扎。
十几岁的时候我一天能读一本书，回头可以向别人复述读过的内容。三十几岁却不能读书了，也写不了字，几乎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每天我坐在一把从大街上捡来的破椅子上，没完没了的抽烟喝酒，幻想怎样摸到中共要害穴位，一个猛子扎进去，四两拨千斤，一举推翻共产党。除了饥饿时不得不去买上一大块三明治充饥以外，什么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
这种心烦意乱的生活我几乎无力摆脱。
2001年再次出狱后，我决心把一切都置诸脑后，平心静气，治疗我的劳改后遗症。尽管新中国累计可能有数千万这类患者，却没有一个医生会治这种病，只能自疗。
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严重的问题之一，那些嗜血如命的惯匪和现在全国城乡的黑社会头目和骨干几乎全是监狱培养出来的，都患有严重的劳改后遗症，但是无人治疗他们，他们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病。
我每天下棋散步睡大觉，心如止水。与朋友闲谈也不再争长短，世事无常，听之任之。一年多之后，我果然感到有所恢复，首先是记忆力恢复了很多，不再拿东忘西；思维也连贯了，不再断续；特别是能坐下来完整地读一篇文章，甚至写一篇文章了，我特别满意。
愿天下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特别是政治犯，都正视监狱后遗症，想办法自疗好。然后一切从头开始！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来日方长！
张林 2003－12－29
原载于《民主论坛》，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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