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小学开始我就很怕写作文，进大学后学的是理科，曾欢呼雀跃再也不用写作文。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萌发写一本书的念头。
但生活的变迁常出人意料。大学毕业12年之后，我因“利用国际互联网为法轮功鸣冤叫屈”而被判处一年劳教，送到“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那里的生活条件恶劣得难以想象。为了生存，我们发明和发现许多生活小窍门，大家笑说要写一本关于“调遣处生活小窍门”的书，拿到北京各拘留所去卖，一定畅销。从“调遣处”移监劳教所后，有时也说要写书，但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第一次认真想写书是2000年10月，那时我的劳教期已过了一半。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残酷和黑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承受力。我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将这一切揭露出去。从那以后，我时时在心里写这本书。
有人曾建议，这本书从我第一次被抓开始写，因为被抓是一个非正常事件，从这里开始写容易吸引人。我仔细地考虑过，发现不可行。因为这是一个与修炼法轮功有关的故事。修炼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没有前面的思想和修炼基础，我绝对做不到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能够不畏生死，冒着被抓、被打、被迫害致死的危险，去捍卫我所认定的真理。
我很“幸运”，是北京市第一批因法轮功问题而被大面积判劳教的人，又是第一批送到专为对付法轮功而成立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我目睹了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二百人扩展到近一千人的过程，目睹了因法轮功学员的大量到来，而给劳教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目睹了法轮功问题给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带来的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影响。
围绕着法轮功所发生的事，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中国有句老话“静水流深”。我知道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写这本书仿佛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2001年春节期间，电视突然播放了几个“法轮功”人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场面。当时我还在劳教所，除了官方的电视，没有任何外界信息。面对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镜头，我欲哭无泪。不管这件事有怎样复杂的背景，它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无异是雪上加霜，它一定会使人们对法轮功产生更大的误会。
由于官方媒体的造谣和陷害，有的修炼人背离了他们的信仰，有的人在无知地助纣为虐，还有更多无辜的人被欺世的谎言蒙蔽。我为这些生命的未来深切担忧。
我一方面想告诉世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心态，他们会不会在压力面前选择自焚这样的方式来“护法”等；一方面想与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不懈，使这场残酷的镇压早日结束，救度更多的生命。这时我又觉得，写这本书同时也是现实赋予我的使命。
2001年4月解除劳教后，为躲避警察的追杀，我离开北京，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家乡四川。我才知道妹妹也因法轮功问题流落在外好几个月。她尚不满一岁半的女儿，刚开始牙牙学语。我和母亲一起去看她，她绕过熟识的外婆，以踉跄的脚步扑入我怀中，不管别人怎么让她喊我“大姨”，她却执拗地反复喊我“妈妈”。她的表情是那么欢快，声音是那么稚嫩。
我怀抱着这个小小的生命，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表。
我的丈夫是个坚强和优秀的人，从来没为我被劳教的事而埋怨过；我八岁的女儿两次到劳教所来看我，也没掉过一滴泪。我对破碎的家庭没有具体的概念，因为我没见过我不在家时我的家是什么样子。而此时此刻，当妹妹的孩子在我怀中顽固地一声声叫我“妈妈”，妹夫在一旁低头不语但心里一定在滴血时，一个破碎家庭的痛楚和哀伤，是那么真切地展现在我眼前。我的心也跟着一起泣血。
我也去探望许多因我和妹妹而受到不同程度牵连的亲戚。这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多少世代以来都没跟警察打过交道，现在却动不动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搜查“逃犯”。他们一直在担惊受怕和为我们焦虑的双重煎熬中度日。
还有我们的许多朋友….
后来我从网上得知，因法轮功问题而被迫害至死的已有数百人，被劳教的有数万人；至于被判刑、被拘留、被强行拉去参加“转化班”、被派出所看管而事实上失去人身自由的、流离失所的、被无端开除而失去生计来源的，这样的人更不可胜数。因种种原因被牵连的人何止千万！……
我这一本书，也是为这些成亿上万的人写的。我愿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都来关注今天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都向这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伸出援助的双手，救他们，也救自己。为此，我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走笔至此，我已泪流满面辞不达意。我想起“泣血顿首”这个词。我想向所有读这本书的人“泣血顿首”，用我全部的力量，用我全部的生命，捧出我的书，捧出我的心，捧出我用生命证悟的一切。
因为不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人类浩劫，什么时候才会终止；所以书中提到的人名大部分是化名；但所有的事情都绝对、绝对地真实。
曾铮
2001年5月24日于中国大陆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也就是196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父亲就读“文革”前政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绵阳市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书，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发配到偏远的绵竹县汉旺镇。我跟着父亲到了这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
八十年代初，国家重建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父亲重新调回绵阳市，在新成立的市司法局工作。我跟随父亲到了绵阳市南山中学读高中。
1984年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三年级时成为全班第一个中共党员，1988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免试录取为本校研究生。
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转调投资顾问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工作。
我和我先生是在北大武术队认识的。在茫茫人海中，我们互相一眼就看中了对方，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1988年我还是研究生时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生活可说幸福美满，朋友们都非常羡慕我们，直到1992年。
那年我分娩时因医疗事故两次大出血，险些跨进鬼门关。两次输血又使我感染医学上尚无法治愈的C型肝炎。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和住院生涯。我吃过各种药，打过昂贵的干扰素，练过气功，都没怎么管用。95年做超音波检查时，医生看出我已有早期肝硬化的迹象。
产后四年我都不能上班，身体虚弱得风一吹就会倒，直到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健康，心灵，世界观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典型“五分加绵羊”
我是一个典型“文革”时所批判的那种“五分加绵羊”，也就是学习成绩五分满分，又像绵羊一样乖巧听话。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及“造反有理”的年代，“五分加绵羊”等于落伍与不“革命”的代名词。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小工厂里，我们一家几乎是唯一的“臭老九”，不大能与其他“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避免是非，母亲不鼓励我与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看我所能搞到的课外书。为了看书，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看、盛夏的夜晚躲在密不透风的蚊帐里看、上体育课装病留在教室里看、用竹竿将父亲放得很高的书捅下来看、上课时从课桌的裂缝里偷看、从伙食费里省下钱来租书看……。那个年代可看的书并不多，用“饥不择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看书是我那时期最大的快乐。
虽然看了很多书，但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思想都非常单纯，除了想着好好学习，以后当个科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进入北京大学这所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无疑是我生活和思想的新起点。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前卫，是北大最大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我的自我意识自然而然地觉醒了，一如许多北大人，我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长大又变小
千古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让我如鱼得水，记得我几乎涉猎了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中、西方的哲学门派：卢梭、叔本华、尼采、康德、黑格尔、沙特、佛洛以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犬儒主义……每一个门派都剧烈地冲击着我，这些哲学大师将我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似乎明白了好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冲击淡去，我又觉得自己还是一样迷茫，对于“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还是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变小，永远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这句话，是我大学毕业时写在同学留言本里的赠言，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对人生的感觉。
中国气功热
成为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是我少年时期的理想。进入大学，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后，我开始思考：从爱因斯坦以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的飞跃；现今许多进步，都只是技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在新的世纪，科学如果能有什么进展，应该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表面上人类虽然可以上天入地，但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我相信正因这种了解太少，才留给我们发展的空间。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北大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和他的同事侯教授，从1979年中国出现耳朵认字的第一例，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陈守良教授1979年8月提出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2卷11期、12期。
他们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潜心研究十几年，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钻研相关古籍，并合开了一门全校共同选修课“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间选修了这门课。两位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谈到气功界出现弄虚作假的败类，败坏气功的名声，在讲台上气得发抖的样子。
我与同学一起参与过许多设计得非常严密的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在某个年龄还很容易被诱发。两位教授在北大附小四年级做过诱发手心识字功能的实验，结果60％以上的小学生都能被诱发出这种功能。他们还做过思维传感、意念致动、遥视、催眠等许多其他的实验。
大量的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但在理论上，两位教授却无重大突破，上课讲授的主要是古藉中的记载。我记得他们老实对我们说，现在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提出人体特异功能为何存在的理论，所以一直致力搜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期望为后人继续研究铺路。在科学上，这个阶段称做“唯象阶段”，即只搜集资料，不做解释。
后来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学练了好几种气功。每一种都很投入，每天都做笔记，记录练功体验。我想学习两位教授，积累一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经历让我相信人体的奇妙，更加确信科学的下一次突破，一定是从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我也体认现有的科学理论，离真正透彻、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还太遥远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我开始思考科学的社会作用。我认为，人类不应该为了发展科学而发展科学，科学的发展应该是服务人类，为人类谋求更大的幸福。诚然，今天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人类正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陶渊明能写出“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唱什么呢？“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古人在文学、音乐、美术作品中流露出的闲适、安宁、和谐、优雅和美好，今人不再拥有；今天人们内心充满了焦虑、不安以及对于未来和世界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地紧张，飞速发展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拚命往前赶，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受到强烈的冲击，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平衡还来不及建立，就有新的问题出现……
科学的发展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相对应的幸福呢？幸福应是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而不是人拥有了多少物质或技术。如果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我们还要科学干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科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术数死胡同
我第一次接触的佛家著作，是用毛笔正楷手书的《金刚经》。当时借这本书是为了练字。当我一遍遍地临摹这本经书时，“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些话像一团云雾在我的脑里飘来荡去，我试图去抓住这团云雾背后的东西，却总是差那么一点。
后来我又试图徜徉道家的世界，仔细阅读《道德经》等著作，老子、庄子那绝无仅有的东方智慧和圆熟，让我叹为观止。再后来，从上研究生起，我又对《周易》起了兴趣，买了许多参考书，煞有介事地钻研。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我分娩之前。
怀孕期间我一共起过三次卦，来预卜自己的分娩是否顺利。三次卦象都很凶险，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更没想过要怎样去回避，因为那时我怀着半研究半游戏的心情，还不明白应不应该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人的命运是不是出生时就已注定的？这些问题都很大，牵涉到整个宇宙观的问题，我暂时还做不了决定。
后来我分娩时真的出了事，差点命丧黄泉。这时我内心充满了对命运之神的惊怖和臣服，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一切确有定数。如果人的命运真的存在某种必然性，我们还能不能改变它呢？
困惑之际，我遇到了台湾道教协会理事长。他建议我研究奇门遁甲。我买了很多书照着演练，但很快就颓然而废了。在术数的迷宫钻了好几年后，我对这种繁琐和冗杂，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
我很早就想过：整个宇宙有规律地运行着，大至星系，小至微观粒子，都有自身的运动轨迹，连烂泥巴我们都能写出它的分子式来，为什么独独就人的这个层次显得那么杂乱无章呢？
我相信宇宙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和谐与稳定，一定是因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在遵循着某种共同规律，也就是说，宇宙中应该存在着一个终极真理，而这个真理应该是简单的。
正如释迦牟尼在苦修六年后，突然发现苦修不是道而决定放弃一样，我也认为想透过术数来认识宇宙的真理是徒劳的，也不是道，所以我也放弃了。我对于宇宙真理的探寻和人生的思考停滞不前，每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不再想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我的世界观渐向佛家靠拢。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宇宙的真理一定是在这里。但那团“迷雾”的后面是什么？不得而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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