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权威部门根据1990年至2002年十二年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立项大本子、财政部预算报表，分别测算了中央对京津沪三大市的直接投资和拨款，结果是：自1990年至2002年，中央对北京、上海的直接投资和拨款比天津平均每年分别约多15亿元、16.5亿元，也就是说，十二年间，天津比北京、上海从中央得到的直接投资和拨款少了180亿元、 198亿元。如果按1:5测算由中央投资而带动的其他外来投资，天津比北京、上海约少900至1000亿元。难怪今日天津，论城市面貌，不仅无法与北京、上海相比较，即使与升格不久的重庆也难以并论，要被人们称之?“都市里的村庄”了。想当初，李瑞环主政时的天津正是以市政建设名闻全国，引来上海、北京等一批又一批的考察团取经。试想，如果天津能够从中央获得和北京、上海相对应的专案支援和财政拨款，天津会沦落到今日这般地步吗？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天津与北京、上海明显拉大差距的十年。尽管天津人曾经以拥有李瑞环而自豪，但是，李瑞环的进京，似乎终结了天津的运气。除了中央财政支援不足，人事安排上天津也明显的矮京沪一截。1992年十四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分配尚算公平，京津沪各出一名，遗憾的是天津的谭绍文不久即去世，遗下空缺不能由新任市委书记替补。一年后，吴邦国调京，接任者黄菊很快则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被决定为政治局委员。同样，在陈希同入狱之后，尉健行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临时兼管北京市，江泽民更从福建调来并不为人知的亲信贾庆林。从此，天津再也无法与京沪在政治上等量了。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黄菊、贾庆林被“理所当然地”指定任政治局委员，天津的张立昌只能眼巴巴地瞪着黄、贾晋升。其实，张立昌的资历比贾、黄老多了，他是与胡锦涛、吴邦国等一起当选的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而那时的贾、黄连参会的资格都没有。五年以后的十六大，当张立昌与黄、贾的继任者陈良宇、刘淇一起成为政治局委员时，黄、贾则成了更高一级的政治局常委！当然，更让天津人包括张立昌本人感到不公平的是，即使是升格不久的新增直辖市重庆，其市委书记贺国强也在十六大中晋升政治局委员并进京主持组织人事工作了，而张立昌还得继续在天津干下去。
为什么天津遭受如此不公？根本原因是，江泽民一直视天津为李瑞环的地盘，既然天津是你李瑞环的，那就让你管吧，以至于十五大后江泽民从未涉足过天津一步，而五年间，江每年不少于三次去上海，至于北京，自从贾庆林将陈希同的独立王国改造成江的山头后，贾的好日子更红火了，于是，当贾庆林因远华案丑闻缠身时，江泽民更是挺身而出去充当贾的保护伞。所有这些，天津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毫不隐讳地指出，天津的所有晦气都是江泽民造成的，以至于天津市某领导在有中央单位参加的正式会议上，公开称“核心”为“这个江泽民”。作为天津人的总后台，李瑞环清楚得很，只是他一无财政权，二无人事权，虽然能在政协主席会议甚至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鸣不平、提要求、甚至于发牢骚，可是没有实权，照样帮不了天津的忙。由此，天津人坚信，天津的命运是与江泽民紧密联在一起的，只有江泽民下台才能改变天津的命运。所以，当2002年上海、北京肉麻地吹捧江泽民并希望他继续留任时，天津人则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江泽民早一天退休。天津人与江泽民的心结也许永远解不了。
十六大后，天津的命运似乎显现转机，但晦气显然尚未摆脱。2002年12月30日下午，在天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突然来到会场，被宣布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代市长，并提名为天津市市长候选人。据称“中央对这次人事变动，是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的精神，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布，不仅天津人没想到，就是戴相龙本人也未料到。戴相龙是最早被提名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之一，然而最终不仅没有当选，反而丢掉了原有官职并被逐出京城。是因为戴相龙主管金融工作不力？请看中央的评价，戴相龙同志“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通货紧缩、推进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改进金融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那末，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戴相龙沦落至此？根本原因是江泽民想由自己老上级的儿子替代戴相龙，李鹏则想解朱镕基当初排挤他两位亲信的心头闷气。江泽民先是以“身体欠佳”的理由将戴阻止于政治局大门之外，接着又联合李鹏，以“莫须有”的罪名要求胡锦涛将戴调离京城。在江李共同挤压下，朱镕基帮不上忙，温家宝说不上话，赴任天津市长是戴相龙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好选择。这条出路是胡锦涛会商温家宝，并由温家宝提议作出的。作为朱镕基的爱将，温家宝十分器重戴相龙，温曾经几乎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主政国务院后，一定会让戴来统领金融工作。现在，戴遭受挤压，温只能给他找一条尽可能合适的出路：到自己的故乡天津去，也许只有这个地方才能保护戴，让戴能够比较舒心地工作。但是，不管怎样，戴的失势，意味着新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将会遭遇很多阻力。
遭受厄运的戴相龙能否从这个重大挫折中振作起来，彻底摆脱掉天津的晦气、自己身上的晦气？关键在于戴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12月30日会议上，尽管戴偶尔露出笑脸，但他的内心确实难以抹掉被贬谪的痛苦。的确，比起1月13日开幕的北京人代会上将要当选的北京市长孟学农、2月16日开幕的上海人代会上将要当选的上海市长韩正，这两个无名之辈现在一下子几乎超越到戴的前头，并且孟、韩两人将保持继续上升的势头，反过来，戴相龙却在仕途上走下坡路，他那里还乐观得起来呢？但是，如果戴相龙认清了自己的命运，认清了天津的命运，并且认识到他自己的命运已经与天津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戴可能会“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确，天津人已经将他们摆脱晦气的希望寄托在了新总理温家宝、新市长戴相龙身上。张立昌在欢迎戴相龙的会议上说，“我们对戴相龙同志到天津任职表示热烈的欢迎。戴相龙同志从事金融工作长达20多年，并长期担任国家金融部门领导职务，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希望戴相龙同志充分发挥优势，放手大胆开展工作”，“大家一定要发扬团结一致干事业的优良传统，主动介绍情况，汇报工作，全力支援、积极配合戴相龙同志的工作，顺利实现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交接，共同把天津的工作做得更好。”
晦气的天津、晦气的戴相龙，如果能够从江泽民李鹏的排挤下昂起头来，如果能够从胡锦涛、温家宝手中讨回公平、公正，天津摆脱晦气的日子、出头的日子、寻求与北京、上海公平待遇的日子将会来到！戴相龙也有机会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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