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最近显示出正视艾滋病问题的决心，但是有专家和志愿者表示，艾滋病涉及医疗体制、人权以及法制，中国的艾滋病工作不仅仅要出于“人道”和“爱心”，更重要的是要体现“社会公正”。
*中国开始正视艾滋病问题*
田红报导: (RealAudio)
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这一天前往北京地坛医院看望了艾滋病人，温家宝还同艾滋病人握了手。观察人士认为，这有助于消除中国社会对艾滋病传播途经的无知和对艾滋病人的歧视。
中国政府最近的另一项举措是11月初宣布向贫困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药物。据说目前在9个省份已经有5千多人参加了这个项目，但是也存在药品分发管理不当和缺乏用药指导等问题。
*缺乏抗艾药物和服用管理*
多年从事艾滋病研究和救治工作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桂希恩教授说，出现的问题包括中国对艾滋病药物了解不够，专业人员欠缺，以及病人用药后因为副作用反应不遵守医嘱自行停药。
桂希恩教授特别提到，如果病人吃了药又停药，会造成病人抗药性增强，不仅对已经用过的药产生抗药性，还可能对其它没有用过的药产生抗药性，给今后治疗造成困难。桂希恩教授说：“首先是卫生行政部门应该重视这个事，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做好，本来是一个免费药，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结果做得不好，效果差不说，还可能带出病人耐药这些后果，那就不光是个浪费钱的问题，还会给疾病控制也带来新的问题。各级部门都应该重视这个事，医务人员首先要有责任心。”
桂希恩教授说，进行有效监督的办法之一是让更多的临床医生参与治疗。他说：“据我所知，我们中国所有的县都有县医院，县医院的医生经过培训我觉得能够掌握，当然在发药的时候可以找村一级的医生协助，但是在当地把关的的人应该是县一级医院的医生。”
河南商丘地区睢县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患者对本台说，他们当地诊所经常不开门，所以要到四公里以外的县卫生局去领药。女患者说：“我觉得我们当地政府是因为上级压着他们，他们不做是不行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像北京那么好心的人关爱我们，都是虚假的，太不理解我们了。”
*吉林出现另一艾滋病爆发热点*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除华中地区以外，东北吉林的搜登站镇最近也发现大约3百人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报导说，搜登站镇党委书记刘保忠是全国学习“三个代表”标兵，吉林省和新华社都公开宣传过他。正是由于这个背景，当地的艾滋病真相被隐瞒和掩盖。
搜登站镇刘家屯村艾滋病毒感染者丁贵芳的丈夫5个月前发病，星期六凌晨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丁贵芳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当地人称党委书记刘保忠是“话霸”，不办实事。丁贵芳说：“搜登站就有这种‘话霸’，其实不办实事，话太大了，就哼哼这代表那代表的，说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那我们去了为什么说我们 ‘活该’，跟我们说当初‘谁绑着你们去的呢？你们是献血吗？你们是卖血，不管！”
记者在电话里问丁贵芳，说这些话就不怕惹祸吗？丁贵芳说：“我不怕，我们已经感染上这病了，也没有几年活头了，我不怕，我啥都不怕，我丈夫已经都死了，我还怕啥呀？我们死得也太屈得慌了，太冤了！”
丁贵芳说，她和丈夫为治病倾家荡产，把房子卖了不说，还欠了好多债，后来确诊出来是艾滋病，就干脆不看了。丁贵芳说，她丈夫44岁的黄玉贵死的时候，周围人都怕感染，只有她一个人守候在丈夫床前，她看到病人临死时受折磨的痛苦，自己下决心绝不能这样等死。丁贵芳说： “等以后我要是发病的时候，要是高烧不退，我想就自己买点儿药，一吃完事儿。”
丁贵芳唯一挂念的是她年仅10岁的儿子到时候将沦为孤儿。
*艾滋病重灾区出现大批艾滋孤儿*
在河南、安徽等艾滋病重灾区，90年代初参与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多是青壮年，现在很多人发病去世后已经留下大批艾滋孤儿。河南商丘睢县东关村的赵振在当地自发组织了“爱心互助组”，互助组成员都是感染者。赵振说，虽然当地也发免费药，但是很多人怕受歧视，不愿承认自己有病。赵振说：“我们这儿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县，歧视特别严重，一旦发现自己是感染者就无法生存、无法立足。所以，一般情况下没人敢于承认自己是感染者，敢于服这个药。”
赵振说，当地每家每户一般都有至少两个孩子，他们“爱心互助组”就努力动员大家去化验、去领药，因为大人活下来，等于是救了孩子。赵振说：“因为我们互助组的人都知道其他感染者的情况，因为我们当时都在一块儿献的血，但是，做一个人的工作也不容易，要和他拉好几天家常，消除他心中的顾虑，让他去化验。”
*民间援助团体得不到政府支持*
赵振说，他们自发组织的帮助患者的“爱心互助组”成立两年了，一直希望能成为艾滋病人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这种爱心工作往往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法律问题独立评论员项小吉认为，政府容易认为民间机构的工作是挑战他们的权威，会反衬出政府工作不力，所以总是抱有戒备心态。项小吉说：“他们总是抱有一种戒备心态，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他们不认为大家是为了民众利益、为了公益，他们认为这是我的专职范围，这个事与你无关，没有一种合作的态度，没有一种平常心、一种平等的意识来对待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民间机构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效率和认真态度都远远超过官僚机构所做出来的成果。”
项小吉说，政府应该以平常心鼓励民间机构，同他们进行善意合作，这才是一个国家公益事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
*政府投入资金少得可怜*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政府除了要有更积极的意愿，还要有更多的资金投入。万延海说：“现在中央政府一年拿一亿人民币，这简直是中国的耻辱，北京市建厕所一年拿了十四个亿，而全中国的中央政府给卫生财政的艾滋病拨款才一个亿，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主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长期从事民间艾滋病救助工作的胡佳表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涉及到医疗体制、人权、法律，艾滋病患者让人同情，患者的遭遇更让人痛心，因此，中国的艾滋病工作不仅仅是出于“人道”和“爱心”，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社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