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注重道德的教化，因此，其环境文化观体现为生态伦理学，也就是潘岳同志在文章中提到的“环境文化道德观”。因此，在本文之中，涉及儒家的“环境文化”与“生态伦理”是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
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大致上分三个流派：以孔子、孟子为代表，注重敬畏天命，顺天应人而重在人的一派，可称为“人派”；以荀子及其后世的法家以及借鉴了法家学说的汉儒为一派（法家之学本出于儒家，韩非、李斯、吴起等著名法家人物就是荀子的学生），注重自然的客观规律和国家的强大力量，环境保护重在富国强民，可成为“国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注重天命、天理的探讨，可以称为“天派”。今天我们谈的是荀子的环境文化观。
荀卿，生卒年不详，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大约生活在齐宣王末期（前３０１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前２２１年）。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有其生平事迹简介。他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荀子》（又称《孙卿新书》）一书中。荀子是对先秦诸子百家作总结式的大思想家，其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思想皆相当丰富，所以人们在对其主流思想作深入研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对其非主流思想－－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荀子生态伦理思想极其深厚，而其根本则是“天行有常”的伦理意识。
荀子在《荀子.天论》中基于自然界（天）与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考虑，提出了“天行有常”的生态伦理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人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是有固定的规律的，它不是因为有尧这种好的帝王就存在，也不是因为有桀这种暴君就消亡。只有明白自然界与人类各自有自己的职分，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高明人。荀子提出人类社会出现的饥荒、疾病、殃祸“不可以怨天”，是由于“应之以乱”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这种对于自然灾害的正确理解，在2000多年以前，是非常可贵的。
为什么说“天行有常”呢？荀子在《荀子.不苟》中作出了解释：“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原来“天行有常”是通过这些事情显示出来的：上天不说话，人们却认为它处于最高；大地不说话，人们却认为它宽广无边；春夏秋冬四时不说话，老百姓却都能感知节气的变化。这些“不言”的事里包含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即“有常”。荀子不仅仅指明“天行有常”的事实，而且认为天行之所以“有常”，在于“以至其诚者也”即大自然之所以运行有规律就因为它达到了真诚。真诚不仅能使天地化生万物，还能使圣人教化万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荀子.不苟》）这样，通过诚把“天地”和“圣人”即天人合一关系凸现出来了。“诚”即真诚无妄，是一种道德规范。天地有诚，意即天地亦有伦理道德行为。后西汉大儒董仲舒在荀子的基础上又提出“行有伦理副天地”的伦理观。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这一流派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
荀子不仅从“天行有常”中体会出天人合一的“诚”的生态伦理意识，而且重视生态伦理实践，提出了“制用天命”的生态伦理实践观。他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荀子在这段话里，强调人类的命运在于如何对待自然界，主张把天当作自然物来蓄养、控制而加以利用，既要顺应季节的变化使之为人类生产服务，又要施展人类的才能促使其保持不断繁殖再生，用人力确保万物成长下去；既要合理利用万物，又要不造成浪费；不能放弃人类的努力，一心指望天赐恩惠，这样，才不会“失万物之情”，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和爱护好生态资源，建立起天下“尊贤而王”或“爱民而霸”的良
好社会秩序，避免人类走进“尽亡”的泥坑。
关于“制天命而用之”，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中有学者误解为是荀子不讲尊重天命（自然规律），而是鼓吹“征服自然”的论调，这不符合荀子的思想本义。通观《荀子》全书，荀子主张“天行有常”，肯定大自然的运行是有客观规律的，人类只有在充分认识、把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好主观能动性，合理利用好自然界。这里“制”固然有控制、掌握之义，但紧接着讲“用”，目的是为了对人类有用，“制”是为了更好地“用”，如果是不尊重自然规律，胡作非为地“制”，如何又能达到“用之”的目的呢？可见，荀子从来都不主张对自然界随心所欲地控制、征服，他讲“制天命”是在“敬天而道”（《荀子.不苟》）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他讲的“而用之”也包涵着可持续利用的目的，即他在《荀子.荣辱》中讲的“长虑顾后而保万世”的意思，不能仅就一个“制”字，作片面的断章取义的理解。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二字是直接继承了儒家鼻祖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中的“天命”之义，它们皆指自然规律而言。从孔子到荀子的儒家文献中，“天命”二字孟子没有使用过。孟子只讲过“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孟子用“天道”，不用“天命”，而孔子却正好相反，一部《论语》只有子贡讲过一次“天道”，孔子本人没有说过“天道”二字。因此，在天道自然观方面，荀子是有意识地与孔子保持一致性的。今人多有不识此“天命”继承之奥妙，而将孔、孟天道观视为相同，将孔、荀天道观视为相异，这是欠妥的。孔子讲敬畏天命，把“畏天命”看着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而荀子亦讲：“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荀
子.不苟》）意即君子与小人相反，君子从大处来讲则敬畏自然规律，从小处来讲则敬畏仁义礼节。由此可见，荀子也是讲敬畏天命（自然规律）的。研究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天命而用之”而忽视其“敬天而道”思想。
荀子“制用天命”的生态伦理实践观进一步丰富了孔子“敬畏天命”的生态伦理思想，把儒学创始人开创的“知天命”－－“畏天命”生态伦理思想路线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路线，这样，就更具有实践意义，既维护了人类管理地球的实践主体地位，又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
用之不竭和永葆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毫无疑问，这种生态伦理观是积极的而非消极被动的，对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