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会上的一段往事
我父亲是在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该算是个“文革新贵”了，不过，和一般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的是，父亲在“文革”中，既不是所谓“造反起家”，也不能说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一段坎坷。
“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1966年“文革”开始时，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处在“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那是个受罪的差使，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挨批判、作检讨。不过开始时，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力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而且直到1966年12月，他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并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了解当年“文革”情况的人都知道，在“当权派”中，这是“态度很顽固”的表现。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河南省委在“夺权”浪潮中瘫痪了，父样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家里人只有在开大会批斗他的时候，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
“文革”时代，毛主席有句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话，流传很广。不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知道，我父亲比毛主席的年龄整整小三十岁，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哪里谈得上什么“老朋友”呢。这个所谓“我的老朋友”的来历，是解放初期父亲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时，曾经向毛主席单独汇报过工作，后来主席几乎每次出巡河南，都要把他找来，听他的汇报，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十三次之多。作为一个地方干部，这可以算是相当不平凡的际遇了。
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毛主席很欣赏也很器重的干部。可是在“文革”时，父亲同样在“文化革命”惊涛骇浪的大海里呛了个半死，甚至还差点丢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九大”会议。
父亲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父亲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是算是个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才是革命干部呢？”
父亲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人家刘格平、王效禹他们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可是父亲还是拒绝。
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父亲说：“你就把我说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
“九大”的大会发言共9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有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我父亲的发言，在报道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问父亲，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主席和父亲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管过不少事情。
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许多资格很老、功劳很大的开国元勋、功臣战将和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都被打倒，“靠边站”了。我父亲只是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一下子当了“中央领导人”，也实在是扎眼得很。“文化革命”，路线错了，他作为执行者，自然也跟着犯了许多错误。
1980年春天，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在中国，这大概是最高一级的“技术职称”了。父亲还谈到：组织上和他谈话时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
父亲说，他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成为定局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和政治路线发生根本改变的转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由此开端。就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父亲因为在中央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领导。
“三中全会”之前，父亲主要是在国务院工作，三中全会上挨批后，工作安排有了变动。
父亲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又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父亲又管了一段时间旅游。所以，三中全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有点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
父亲是个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们孩子都管他叫“拼命三郎”。工作负荷忽然减下来，就那么一点儿事，他有点不适应。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的五中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请求。
出任军职期间的轶事
我父亲虽然也是个“老八路”，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但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是个“文官”，是搞“地方工作”的。父亲说，他虽然也算打过仗，可那只是“剿匪”，最多也就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吧，还是些个“地方部队”。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他完全没有经验。
可是父亲在中央工作期间，却出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他还是军委领导成员，起草过“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文件。显然，在我们人民解放军如云的战将里，他那点半军旅的生涯，根本谈不上有过什么“战功”。父亲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
1970年12月，父亲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参加“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脚”；而后在北京军区分别出任政委和司令，为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守住北京身边这块“阵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按毛主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父亲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父亲去“军委办事组”，更是毛主席亲自点将。主席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 “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父亲讲到这一段时，我问他：“你没有搞过军事，到那里面怎么工作呀？”
他说“主席是怕黄、吴、叶、李、邱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他还说：“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李德生比我强点，也只指挥过一个师、一个军。当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军区是首都门户，万一有点闪失，恐怕我不仅要掉脑袋，而且还会成为民族罪人。那个时候，我很相信主席‘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判断，对这件事十分担忧，也有自知之明；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请来了，那是我们军队的名将了。粟裕一听说有打仗的事，精神来了，很兴奋。我给他配了几名最好的作战参谋，坐上个吉普车，在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粟裕辛苦劳累一番，搞出来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拿去交给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内行和专家们看了以后，认为确实不错，我这才比较放心了。”
林彪事件后，父亲又在叶帅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工作。就这样，按父亲的话说，他也“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在军队任职，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当我问父亲对林彪的印象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地方干部的时候，对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这位林副统帅，在我们眼里，其实和你们差不多，也是像神一样。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决各省、各部、大型企业的“文革”两派问题，党政方面也管过不少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很奇怪：这位副统帅，究竟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怎么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他的意见呢？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总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见’几个字。我想，也许林副统帅是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闹副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