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中央领导同志中几个著名的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1928年5月20日，在湘赣边界特委于宁冈茅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23名委员之一，9月任代理书记。10月4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又被选为湘赣特委委员、常委和书记，不久中共又指定他参加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统辖特委及军委的前敌委员会，分管地方党的工作。长征时期，谭震林留在井冈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战开始，国共合作，他率部下山，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任司令员，在华东地区抗击日军，打了很多胜仗。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将军指挥的著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就是由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并率部参战的。人们都嬉称他为“谭老板”。“文化大革命”初期，谭震林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牧副渔等方面的工作。
1968年3月24日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就“杨余傅事件”讲话时，斥责了所谓“二月逆流是个什么东西”后，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并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跟着狂呼，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3天以后，在东郊工人体育场召开有10万群众参加的所谓声讨"杨余傅"的大会上，江青再次高呼"打倒谭震林！"
谭震林对于陈伯达、江青等人推行的打倒一切、迫害老干部的行为，极为痛恨。他在1967年2月16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碰头会上，面对面地质问张春桥："听你说，上海科以上的干部全被打倒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这些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知道自己没理，就以"群众"作为盾牌，说："我已经说过了嘛，是群众不答应。"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谭震林说："还有党的领导嘛！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是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
"这样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陈伯达在一旁帮腔。
谭震林站起身斥责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所有的老干部，改朝换代。找蒯大富那伙人，把老干部一个个都打倒。好多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结果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的一次，超过了王明、张国焘。"
"文革"小组的人，无言回答，都低头不语。
谭震林继续说："去年12月，我让农林部发一个通知，鱼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不回港参加运动。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冈山到现在，哪一天反对过毛主席？！"
"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过你的。"谢富治站在"文革"小组一边，帮着他们说话。
"我用不着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理直气壮地回答。
"捕鱼问题是主席点了头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康生冷冷地嘲笑说。
谭震林驳斥说："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从来没反对过他。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他越讲越气，越气嗓门越大："砍脑袋，开除党籍，你们随便吧，反正你们有生杀大权！"说完转身要走。
"不要走！"陈毅提醒说："要在这里跟他们斗嘛！"主持会议的周总理也要谭回来。谭震林听从他们的话留了下来。
会后，谭震林在1967年2月17日，写了一封信，呈毛主席、林彪。他在信中写道：
本来，我在今天的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觉得仍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主席的面，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他们在北京还搞了一个百丑图，到处印发，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
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手段之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一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将信光明正大地递给了林彪。
林彪看后，大为恼火。他在谭的信上批示："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此致，敬礼。林彪十九日。"然后转交毛主席。
林彪希望毛主席在看了谭震林的信和他的批示后能有一个表态，以支持和实现他们打倒谭震林的用心。然而毛主席看后只简单地批"已阅"二字，将信退给了林彪。
江青等人只有窥测方向，等待机遇了。
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小组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苏省苏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
周总理对这封揭发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这不仅因为揭发者是一位老同志，而且她又在大军区政治部任干部部副部长，对干部历史关节上的政治问题，是很懂得其重要性的。对这样的人亲自写的揭发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随后周恩来、陈伯达联合签名，向毛泽东、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以揭发信为主要依据，强调了问题的重要性。
毛主席和林彪阅后，均在自己的名字上，用铅笔重重地画了圈，以示同意。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
饶案组接到谭震林的立案审查报告甚为重视，随即选调师、团级干部7人，负责审理。审查小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仔细审阅谭的档案材料，弄清了谭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红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苏州反省院一说了。因而说谭是叛徒，是毫无根据的。
在"杨余傅事件"发生前四天，即1968年3月20日的晚上，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在京西宾馆十二层会议室，召集"二办"各专案组的正副组长开会。会上，吴法宪问饶案组的正副组长：谭震林能定叛徒吗？他的材料你们上报了没有？
"根据我们已查到的材料，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谭震林是叛徒，他压根儿就没有被捕过，怎么能说叛变呢？！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可以上报。"专案组的同志明确地作了回答。
摘自《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