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１９９２年出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更是具体规定：“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这里包括劳动就业权和择业权。我国的劳动法第１３条明文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根据上述国法，秘书工作也罢，其他工作也罢，都是公职领域，男人有权利应聘，女人同样有权利应聘。而四川省人事厅在全国首开先例，禁了男领导属下的女秘书。我们不难预见，四川全省，不知多少有卓越才干的女性因此被无端端剥夺工作权利。
“男领导不配女秘书”，这种以男权观念为基础的规定，是对妇女工作权的践踏。毋庸讳言，人人知道这个规定的前提就是封建时代的“红颜祸水”论；在今天很多缺乏性别意识的媒体表达里，这叫作：“贪官难过美人关”。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贪污腐败的主动者－男性官僚，变成了被动的受害者；女性被视为迷魂汤、美女蛇。以此推理，反腐败不是去搞法治，而是要禁女色，长得美也有错，不可在重要职场走动，尤其不能走到所谓男领导的“身边”……我奇怪的是，咱们的男领导，难道是豆腐渣，一遇女人就溃不成军？四川省的规定首先侮辱了无数从事秘书职业的女性，同时也侮辱了奉公守法、身为领导的男性。这个规定预设了四川省的男性领导都是潜在的性骚扰、强奸犯，有不可克制的性冲动；一旦有女秘书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就必然神志不清，奸淫无度，以至于必然贪赃枉法，祸国殃民。
按照这种思路，不仅要禁女秘书，还应该在所有职业场所禁绝女人。因为，即使领导身边没有女秘书，领导在自己出入的各个场合，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与女人打交道。那么，应该规定领导层不得有女领导，因为她们有很多机会和时间与男领导商量工作；基层又不得有女干部，她们随时可能出现在领导视察之地。干脆，服务场所也禁掉女性服务员，她们更免不了给男领导端茶倒水。照此推理，我们就要退到比封建王朝还不如的地步，过去皇帝出行，也没有说大街上的女人非得一头撞死呢。
同样，如果男领导不配女秘书，女领导是否也不能配男秘书？如果女领导可以宽大到任用异性秘书的程度，那岂不是承认女性领导有天然的政治腐败免疫力？那么我们岂不是应该大量提拔女领导，省得男领导荷尔蒙过剩，让人事厅给他操这份心。又或者，女领导也不许配男秘书；如此男女隔绝，我们要建立如种族隔绝那样职场性别隔绝吗？
就算禁止给男领导配女秘书，难道同性之间就不会发生情欲关系？假如情欲必然成为公众权力的大敌，我们岂非只能用太监来执政？这样的推理下去，还会出现更荒唐的景象，我们还办什么行政干部管理、企业管理专业？所有的教育都不如阉了领导省事，这是要现代化还是与封建王朝接轨？
我注意到四川省的规定中有两个新词，一个是所谓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这个“身边”，另一个是不得为男性领导干部“配备”女性身边工作人员的这个“配备”。如此运用这样两个词，是对领导职业和工作场所的严重误解。所谓领导身边，无非是经常可以看见领导，与领导面对面交流；然而，尽管如此，对于秘书工作来说，这些场合依然是公众领域、职业场所，依然要接受公众监督。如果只承认男人做秘书是工作，而女人做秘书就不是工作，只能说四川省的这个规定是用双重标准看待秘书工作；它预设女人的角色只能是家庭主妇的延伸－－工作场合的“情人”和“小秘”。这是对女性介入工作领域、妇女参政的歪曲。即使领导与秘书（无论男女）发生公私不清的关系，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监督，加强透明度，不允许任何人私欲泛滥，而不是禁止女性担任公职。四川省的规定一下子把领导身边的工作划入了私人生活领域，这样一来，司机、警卫等所谓“身边”工作人员都变成了私人保镖和勤务，这是严重的公私混淆。况且，如果说女秘书该禁，那么“亲身”追随领导的男司机、男警卫就肯定不会滥用公权、以权谋私吗？如果肯定男性不会，而女性一定会，这又怎么不是对女性的恶劣贬抑？
还有，“配备”一词，把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都当作工具一样，仿佛这些男男女女都仅仅是领导的备用物品。从最基本的常理我们都知道，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领导与下属，不过是互相“配备”而已（领导是人民的勤务员），并非在人格上有主从关系。但是四川省的规定却架构了男为上、女为下，男为主、女为从，男要进，女要退，男领导，女滚蛋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无反腐败能力，其中的女性直接是勾领导下水的诱饵；她们连配角的位置都不配。为了保护领导不受侵害，首先让女秘书退避三舍。我奇怪的是，四川的省、地、市、企事业的各级男性领导，难道你们能接受这种连婴儿也不如的被保护地位吗？
走笔至此，我再次希望今天的日历错了。我们不仅应该把日历改为４月１日，更应该改为公元１９４９年以前。我眼前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请法律专家再次启动修宪程序；或者，请读者证明我吃错了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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