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分析中国腐败现像产生根源的时候，学者们都注意到中国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严重不相适应的问题。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谭慎格认为，中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对腐败现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
John Tkacik: "Corruption in China relies on three things: on inmature legal structure, on vague legal system..."
谭慎格说：“中国的腐败依赖三个东西而存在： 一是司法结构不成熟；二是涉及腐败和贿赂的法律系统模糊不清；三是政治结构没有透明度。所谓政治结构不透明的意思是，政治制度没有为反腐败执法部份提供可靠的保证。中纪委、公安部和国税局也办理一些腐败案件，但很多情况下，反腐败行动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很大。”
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认为，那些具有强大政治后台的人虽有腐败问题也没有人敢动他们。但是在党内斗争需要的时候，反腐败就成为整肃异己的厉害杀手。谭慎格说：“陈希同的案子就属于这一类。而贾庆林夫妇就是靠着与江泽民的关系而避开了追查。上海周正毅的案子很可能也是上层斗争的产物。”
谭慎格所讲的政治因素在重大的腐败案例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赖昌星的自述，他的关系不仅遍布厦门、党、政、军、公安、海关各个部门，而且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结成铁哥们，甚至跟许多中央领导人及其秘书都保持密切的关系。据报道，周正毅在案发以后供出了上海和中央的许多高级官员。据报道，甚至江泽民也难脱干系，因为许多问题都和江泽民儿子江锦衡有直接牵连。
*中共与腐败共存*
中共一方面花大力气整治腐败，但一方面又利用腐败和助长腐败。对于这种现像，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异议人士方觉尖锐地指出，由于利益所在，中共反腐败的态度并不彻底。如果彻底反腐败，中共本身也就无法生存了。方觉认为，中共和商界的腐败实际上是一种共存的关系。
方觉说： “一方面它通过商界的腐败，个人收取巨额贿赂，包括他们的子女，亲属以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形成了一个腐败的受益集团。另一方面它提供巨额贷款和其它便利条件，如廉价地皮，特区经营权，通过政府手段，向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一些特许权、贷款又使中国经济出现一定的活力”
方觉曾经担任过福建省福州市经委副主任。他认为，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民营企业家通过贿赂中共官员而得到大量资源，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经济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又巩固了中共政权的体制。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
在这种一党集权的政治制度之下，那些追逐利润的民营企业家攀附权力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小企业家攀附小官员，大企业家攀附大官员。一旦和权力攀附上，民营企业家们就能够获得超额的利润。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认为每个民营企业家都带有“原罪”，就象基督教里所说的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一样，企业家要做生意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违法活动，走权钱勾结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认为，有些扩大化了。他认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地方，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但在沿海市场机制发展较好的地区，民营企业家诚实经营的空间正在形成。
李稻葵说：“在一些内地，如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还不规范，民营企业要生存必须和官员搞好关系，要给官员一些好处。但是看看江苏、上海、广东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民营企业已经成规模了，政府的作用和职能已经转变，就是为经济服务，为民营企业服务。”
李稻葵表示，他对经济发达地区考察之后认为，这些地区的民营企业可以不采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段，按照规矩办事，而把企业经营的比较好。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予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象周正毅、杨斌等攀附权力的大牌民营企业家只是极少数，大部份企业家还是遵纪守法的。他们的一般违规行为和周正毅他们的犯罪行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多数企业家的违规是跟规章制度不健全有关，不是道德问题。而周正毅等人的行为是明知故犯，是极端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的行为，既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做法也是为社会所不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