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下午是美国纽约的深夜和早上，我们没有怎么睡觉，紧密的和香港联系。通过电话听到香港游行市民的口号声和歌声，似乎也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我激动，我也难过。激动，是因为我为香港人骄傲，香港市民在强权下没有屈服，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抗争，为自己写下历史；我难过，不但为香港主权转移后六年的沉沦难过，也为自己不能同几十万香港市民走在一起而难过，我觉得对香港有一份歉意。
看香港的报章，以及朋友传来的电邮，知道许多传媒的朋友上街了。例如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和著名的时事漫画家尊子，他们是游行常客，不稀奇；明报总编辑张健波也游行，这不是他的第一次，以前我还拍过他的照片；名嘴黄毓民当然更是常客。但是信报老板林行止先生夫妇也参加游行，心里就特别感动。1983年到1986年我在信报做过编辑，知道他们为人低调，八九年的百万人游行他们都没有出来，我离开香港前也知道林先生身体不太好，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但是这次居然出来了。日前他的一篇评论23条的专栏文章令我难过，连他爱护香港之心当局都不理解，也可见特区政府干顸到甚么程度了。而提到7月3日信报创刊三十周年都不庆祝了，我作为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员工，心有戚戚焉。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也给我电邮，告诉我罗孚也参加游行了。这位前新晚报的总编辑，中共的统战干部，应该也八十岁了。他曾被中共自己人关闭和软禁十年，他比我早离开香港，在旧金山定居，因为太寂寞而认为香港不会有甚么问题而再回香港，如今又面对23条的威胁了。
香港市民的游行是在没有办法用手投票的情况下，用脚来投票。我比他们早，在九七年就用脚投票，移居外国。大部份香港市民不可能离开香港，只能被当作依附于土地上的“物件”一起交给中共。这是全球民主化潮流中的一股逆流。
九七，我是留，还是走，思想有斗争。香港给了我21年的自由生活，21年比较自由的创作环境。可以说，它给了我第二生命。我从在中国大陆作为党的一个工具，变成在香港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能为中国老百姓鼓与呼，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心里怎能不感谢香港？因此离开香港远走高飞，心里是有些惭愧。然而我在中国二十一年，学的又是中共党史专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清楚。中共要收回香港，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不像有些香港的民主派轻信所谓“民主回归”。以中共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凭甚么收回香港？当中共以英法联军毁坏圆明园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时，我认为中共也可能毁坏香港这个现代圆明园；我也一直不相信中共的承诺，包括“五十年不变”、“高度自治”等等，认为它一定会过桥抽板，开始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转眼就会不认帐；而它制造的“莺歌燕舞”局面，最后也会原形毕露，香港必然萎缩。一个人有几个二十年？我的黄金时期二十年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过的，我不愿意再给它二十年，连一年都不想给。不幸我在以前的预测现在都被中共逐一兑现了。我亏欠的香港一份情，只能尽量在海外为它做些事情，传达香港市民的呼声，让世界更关心香港，避免香港民众被中共和董建华之流以“内政”为名“关门打狗”。
香港在决定被送给中共时就决定了今天的命运。我人微言轻，也从来没有提出过香港独立的主张。但是香港的遭遇，应该是给台湾一个很好的镜子，从而让台湾人民来决定自己应该走甚么路，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