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中国军队将再裁员50万，这是一个好消息。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广，在强。军队是国之凶器、国之重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已而养之，不得已而用之。
在军队与军队之间，战斗人员的数量是军力参数中较重要的一种。但是，如果将人多理解成“我们死得起”，以为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可以作廉价交换之用，那么再多数目的军人也只是失败政客的牺牲品。只有赋予每一个平民和军人的生命以崇高的价值，那时，人多自然势众，而人少也不一定势寡。若干年前一位中国领袖在莫斯科演讲时说，核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死掉一半，还有四个亿，被灭亡的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剩下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世界。这是对中国和世界、对人道和生命的极不负责任的说法。
揆诸近代以来中国的战争史，遇欧而挫于欧，遇日而挫于日，以数十倍于敌方的兵力而受制受辱于敌方，乃是最正常不过的结局。中国的人海战术不过给世界军事史增添一些笑料罢了。一个半世纪前，区区数千英军闯进泱泱大清帝国的国门，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此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均以两万来人马，令数十倍于敌方的中国守军形同虚设、丢尽脸面。抗日战争爆发时，军国主义的日本只有兵员二十多万，民穷国弱的中国倒有各路兵马数百万，几几乎亡国于日本，最后赖美苏盟军之力获胜，中国亦属惨胜。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党的兵力之和已超千万之巨，此等创纪录的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只落得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名声。中国做军事大国久矣，做军事强国尚未有期！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大致有三个层次：其一是比制度之优劣、比文明的创造力之强弱，其二是比财富的拥有量和消耗量之多少，其三是比攻击力和破坏力之大小。军备竞赛是最末一等的国家间竞争，而在军备竞赛中重人数轻装备、重数量轻素质的竞争模式，则是末中之末的选择。
中国没有必要维持军队人数的世界第一，因为这项世界第一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害处多多。理由很简单：人多不一定打胜仗，人少不一定打败仗，此其一；人多则人头费多，人少可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并将食税者转为纳税者，可以或省下钱来提高装备水平，或省下军费作非军事用途，此其二；裁员的同时裁掉重叠的机构和无用的功能，可以趁机优化军队的人员兵种结构、军事领导体制和作战指挥体系，收减员增效之功，此其三；主动裁军不是向世人示弱，而是向世界输诚，中国对外既无恶意，就不必养重兵让四邻不安，此其四；骄兵必败，闲兵必乱，古来如此，和平时期的一支没有确定任务的庞大军队，往往成为内政致乱之源，此其五。
关于上述第五点，或可再详述一二。军队本是政权的工具而不应是权力的来源，本是守土卫疆对外使用的工具而不可用于国内的政争和民变，所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也。但中国的军队一向有夺权和内战的传统，什么湘军淮军太平军，什么直系奉系皖系，什么川军滇军桂军，什么国军共军伪军，其所保所卫者，并不是沦落敌国的侨民与国土，不共戴天者，恰恰是同种同族的中国人！
中国军队的现行领导体制极不合理，两个军委一个国防部，责任分工不明，隶属关系不明，决策指挥体制不明，似乎军队是国中之国的“特区”。如果不能制度化地确立军队对国家和国民的永久忠诚，不能长期有效地防止军队（尤其是军官）的政治化、军阀化、特权化、利益化、地方化、派系化，那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本身倒是对国家安全的实质威胁。政情稳定尚好，一旦政局动荡，鲜有握重兵之军人而不干预政治者。历史已有明证。
二、谁在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南蛮北夷，东戎西狄，这是处于文化和地理优越感之下的古代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本是一个相对的文化地理概念（如《吴子》中之“三晋者，中国也”），处于华夏文化和农耕文明中心地带的人对周边的人皆可自称“中国”。儒家认为，天子有道，就应该天下一统，并不存在中国和“外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只有“天下谁属”之分别。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此处“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家也”（赵歧注），可见，所谓“国家”只是天子治下的一级行政单位。秦以后，屡有开国、亡国之说，但所开所亡者并非中国，而是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中国开于远古，从未亡国，薪火相传至于今日。从“中华民族”的立场看，1840年之前的中国，所有的战争几乎全都是内战，所有的安全威胁全都来自于内乱。有史以来，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自然也不是别国的别人，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之类的风流人物。无怪乎先贤有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与商船和炮舰一起来源于近代西方的，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就源起于中西方的接触与对抗。鸦片一战，丢掉香港，甲午一战，痛失宝岛，从此唤醒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乱纷纷，外祸连连，国人感受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与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家安全问题便成了中国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居于弱势的中国，往往把国家危亡之状或多或少地夸大了。随着二次大战和国共内战的结束，欧洲被削弱，日本被制服，苏联成盟友，众多弱小的殖民地独立建国，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空前好转。但耽于世界革命的空想，误于国际主义的梦幻，陷于反美反帝的迷思，社会主义中国变得好战起来。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论。先是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必然爆发战争，后又认为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必然爆发战争，遂以“准备打仗”、“打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国家心态来主导军队建设。抗美援朝华人喋血，越南热土几度硝烟，台湾海峡炮声隆隆，中苏边境剑拔弩张，满眼望去，中国人遍地是敌。随着中美和解、中苏亲善和周边缓和，邓小平时代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基本判断，认为“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
今日中国的周边，日本军国主义和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复活虽有远虑而无近忧，中俄领土争端已被一笔勾销，南海岛屿之争、中印边界之争、中日钓鱼台之争，有关各方均存维持现状设想，俱都忌惮战争。周边之外，中国既不承担保护华裔华侨之责任，又没有军事结盟之牵连，庞大的陆军常规军本无英雄用武之地。
五十多年来，美国被当作“亡我之心不死”的第一号假想敌。第七舰队、“战略包围圈”、星球大战、NMD、TMD、美日安保联盟、对台军售、协防台湾、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都引起过中国的安全关切。但其实中美双方都清楚，相互间威慑有之，所谓美国会主动攻击甚至占领瓜分中国，则纯属好战者和受虐狂们的无稽之谈。
中国会攻击谁，谁会攻击中国？说到底，除了用于内政的一百五十万武装警察部队和三百多万公安国安人员，再继续保持三百万正规军、一百二十万预备役部队的唯一理由，如果说有理由的话，只是内政问题，自然包括“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反对裁军的最大理由大约是“台海必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打赢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和“不惜与美国一战”、“要立足于对美作战”的说法。
三、台海和平与国家统一
如果不是国共内战，台湾问题已经因日本战败而彻底解决；如果不是朝鲜战争，没有美国介入，也许“解放台湾”早已完成。五十多年来，大陆的台湾政策经历了“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变化，台湾的大陆政策也经历了“反共复国、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到“两国论”和“一边一国”的变迁。至今，求统者统一无方，求独者独立无胆，台湾处于不统不独的尴尬状况，大陆处于不和不战的难堪局面。时紧时松的军事对峙和宣传战折磨着两岸人民的神经，持续不断的购武比赛、经援外交比赛消耗着两岸人民的财力。中国人在海峡两边文攻武卫，外国人凭空多出一支外交利器、得到一堆谈判筹码！
台湾属于中国，属于全台湾的中国人，属于全中国的台湾人，也属于全中国的中国人。台湾居住的都是中国人，而不是中国的邻居和敌人，即使那些拥护台独的台湾人，也还是居于台湾的中国人。郑成功以中国朱明政府名义行使台湾治权，康熙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对台湾主权治权的直接行使，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因日本战败而废除，自此台湾问题就不是中日问题也不是中美问题，而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过，在解决国内争端时引入外国势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平常，外国人或有利己之意，中国人更有挟洋之心。譬如同盟会之有求于日本，共产党之有求于苏联，所以，蒋李陈之求助于美国，原是中国人的一贯做法，并不等于台湾问题的钥匙握在美国人手中。如果两岸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达成基本的共识，那么，美国政府又何至于要得罪十四亿华人？如果两岸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南辕北辙，难道国际社会就应该放任中国人自相残杀吗？
将口舌之争升级成武力搏杀，将让已经淡薄的民族感情变得敌对，让已经疏离的国家凝聚力更加薄弱。武力攻台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中国内战，而鲜血不会消弭民族的内部隔阂，武力只会往中华民族的伤口上撒盐。若由内战而招致外来干涉，最后承受损失的也还是中国人。战争方案或许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国家统一方案，也或许是最麻烦最复杂遗祸无穷的解决方案。关于战争方案，我们不能不问：战争将永久解决台湾问题，还是无限扩大台湾问题？如果将抽象的国家利益分配到全中国人民身上，那么，战争的后果将使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增益几许、又损失几许？民族大义是抽象的，而两岸人民的生命价值是具体的。如果战争仅仅针对台独势力，那么用什么样的战争手段来保证不殃及广大的台湾人民？假使台独是相当一部分台湾人的政治主张，那么，这一部分台湾人的公民权利又应该如何得到保障？
近几年来，台湾的独派力量发展很快，但维持现状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岛上独派势力与大陆强硬路线两者呈正相关的关系，武力攻台的呼声越高，台湾独立的声音簿驮角俊Ｈ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