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得意的神色。显然，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没有任何顾忌了，说话也随便起来了。
“你说，江主席到底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江主席和黄菊究竟有是么来往？”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摆出一副采访的架子。
曾庆红把我的录音机关了，说“你说你是和我一起研究党的历史，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录音设备之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才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江主席并没有讨厌黄菊，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贾庆林和XX。只是XX 这个人不争气罢。黄菊在中央的地位实际上很高；政治局委员们都怕他。他和李长春都是说了算的人物，因为江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2001 年8月召开的XX会议以后，江主席曾经召集我和XX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李鹏在会上的矛头是对着黄菊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李鹏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黄菊和庆林。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黄菊、庆林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三个代表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李鹏强得多，水平也高一筹。庆红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三个代报，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黄菊，也不是XX，是那几个要我继续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江主席还一再地对我说：‘你可以拜黄菊和庆林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到他们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我问道：“江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局研究过李长春，黄菊，庆林他们的问题吗？”“哪里来得及呢！”曾庆红说，“江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江主席逝世的前几天，胡锦涛就给我打过招呼，他悄悄地说：‘老曾，江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样就怎样，我可怎么办呢？’我说：‘你是党中央的军委主席，总书记，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可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温家宝的六四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江西老乡呀！’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和我讲过。这时，我就估计到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主席的笔杆子黄菊好像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他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也很紧张。江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员交代，要他们请黄菊立刻回京。黄菊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他就马上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
火车。我亲眼看到他几次出牌都出错了，他虽然在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他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他在江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黄菊已经判刑了，我到主张恢复历史的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 。黄菊这个人，他由于长期在江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譬如他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江西回来给他捎带点特产，他从来都是付钱的。他这样对我说：‘老曾，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江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他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贾庆林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次，李长春给黄菊给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黄菊一直追问他付钱了没有，最后李长春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叁百多块钱交给李长春，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黄菊是喜欢照相的，他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他自己掏钱买。他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对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到中央后，才知道我们这些上海帮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工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胡锦涛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嘴唇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譬如给六四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了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江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的为难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胡锦涛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住了李长春、黄菊和贾庆林这些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而是为了他自己当的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实是怎样看待的？你参加和讨论了抓李长春这些人的会议吗？”
曾庆红说：“我哪里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呢！其实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完全是胡锦涛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以后，通知了XX, XX早就想动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八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江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家宝同志研究，乘江主席不在京的时候把李长春、黄菊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叁，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廖锡龙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廖锡龙的口气，可廖锡龙对江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李长春，廖锡龙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江主席的话，相信江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黄菊的问题。好人呀，锡龙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见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研究好了在我们面前过一过，并不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黄菊等人之前，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黄菊、贾庆林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通过。这个情况我向江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主席说的。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黄菊说：‘你不要总是你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
你们的一些做法连庆红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地脱离群众了。黄菊呀，我已经警告你们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已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江主席批评黄菊，我看完全是对他的一种爱护，而绝不是要打倒他。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胡锦涛也看得很清楚。他确实当着江主席面说过：“江主席，我永远听你的，作你的忠实助手。对江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胡锦涛就像小孩子一样地讲话。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了。特别是我们下台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什么。其实现在不说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我调到中央以后，本着一条原则，那就是江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既然是江主席的学生，就应该听江主席的话。”曾庆红说，“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就能够经常见到了老人家，谁知道来到中央，同样很难见到他。2012年以后，江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显地苍老了，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黄菊倒是随时可见到他。他对江主席的身体状况一直采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问他主席的身体状况怎样，他都说：‘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他没有任何大毛病，不久前还下去游了泳。’知道主席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他在关心着你。’谁知两叁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后来问他：‘你为什么不把主席的身体状况告诉我们？你要是早点说，也许可以用民间的祖传秘方治好主席的病。’他对我说：‘党内的六四平反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体状况作文章，要是让敌人知道了主席的身体状况，那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呀！’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岗位上可不是为了当官，是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了吗？’我回答：‘只要有江主席的领导，完全可以把自由化那些人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子愣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江主席完全是有准备的。那时，江主席对我们这些上海帮们确实是有所偏爱的。他对我说过：‘你和锡龙同志都没有读过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八岁就到了贵州武术学校练习武艺。二十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锡龙就让李鹏骗过，拿着电力部的资金想去香港倒卖黄金。败露后，被“双归”，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靠黄金，而是要靠三个代表，依靠他李鹏能晒β穑坎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