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集体“失语”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
中国的富人们表现不一，一些富人解囊相助，一些富人积极配合政府做好工作，也有不少富人显得非常冷漠。
“非典”疫情爆发，民政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各地政府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机构等都开始接受社会捐款，但捐助始终难如人意。特别是抗击“非典”初期，中国富人阶层几乎是集体“失语”，4月30日的统计显示，北京市收到的捐款总数只有7000多万元，其中难觅富人的身影。
近日来，政府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防治非典型肺炎社会捐赠款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加强捐赠款物的使用管理，增加社会捐赠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揭露捐赠工作中的违规、违法现象；出台税收优惠政策……
社会捐助开始与日俱增，许多富人开始慷慨解囊，数十万、数百万、上千万的捐款不断出现。截至5月8日，民政部通报接收捐赠款物逾六亿元，其中个人捐款占一定的比例。爱国华侨、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先生一个人就捐助了1400万元，表现了一个爱国华侨与祖国和人民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高尚情操。
富人们的捐助无疑有力地支持抗击“非典”的战斗。但整体上看，富人群体中，捐款的人数和捐款数额，与人们的期望仍存在很大差距，“为富不仁”的骂声，在“非典”时期再次出现。
但有关人士认为，“非典”时期，富人捐款已经很踊跃，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富人一贯缺乏对公益事业的热情。
记者了解到，中国目前有慈善机构及分支机构100多个，每年我国各地由政府部门牵头的扶贫济困、捐资助学项目也有数百个，加之各地新闻机构积极参与的临时捐助活动等，使得中国富人的捐款流向分支极大。
但中国的慈善捐款募集却并不如人意，美国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掌握的资金总额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中国的同一指标还不到0.1％。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超过70％的捐款来自个人，各类基金会、企业的捐款只占少数。而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
中国富豪们不热衷社会公益事业，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为富不仁吗？
“善举”竟也招致骂名
王女士是北京某珠宝公司老总，公司月收入200多万元。“非典”疫情暴发了，她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来到佑安医院，当上志愿者为医护人员临时休息的公寓打扫卫生，去侍候那些与病人打交道的护士。这位女士说：“国家有困难，我作为一位普通公民应该作出贡献，只要‘非典’不结束我就不走。”
这一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很多人表达了对王女士的钦佩。但记者也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些人对像这样有钱的人志愿去做伺候人的事情表示不理解：“做什么亏心事了吧”、“活得太舒适了，闲的无聊找事做吧”、“肯定是为了出名”……
人们经常抱怨富人缺乏社会责任感，但面对富人的善举，很多人却持怀疑态度，甚至横加指责。
前不久，某杂志推出《中国内地最慷慨的28位富人：慈善富豪从何而来？》的报道，排出“慈善富豪榜”。该杂志希望通过此举，“激起社会对于中国富豪们社会公益心的尊重和理解，同时也纠正人们对于中国富豪们的误解与非议。”
但从来自各方面的评论看，“慈善富豪榜”不仅没有改变人们对富人的看法，相反，更多的人对富人做善事的目的表示怀疑，认为，“他们是慷大家的慨，出自己的名”、“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却假惺惺地做点善事”、“为了骗取更多的贷款和其他利益”、“是为了赎罪，是别有用心”……
“做不做善事都要挨骂。”社会上的种种非议、指责和怀疑，反映了一些人不正常的心态，严重影响了富人做善事的热情。排除对富人善举的怀疑和误解，建立对富人公益心的理解和尊重，让富人树立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自豪感，在当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非典”时期，
民众期待那些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富人慷慨解囊，回报社会，可目前富人的行动显然不尽如人意。
富豪们不热衷社会公益事业，与一些富豪缺乏社会责任感，以及无端背负的大量“骂名”不无关系。但我国慈善事业在法律、制度、规范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据介绍，依据有关规定，捐款并不免税，这无疑削弱了富人捐赠的积极性，而在一些西方国家，慈善捐款是可以抵税的。另外，我国慈善组织的成本一直居高难下，捐赠使用的透明度不高，也影响了富人捐赠的热情。
富人缺乏善举，最大的障碍是法律保障尚属空白。近年来，在全国“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提出，尽快出台《慈善法》、《捐款法》，对慈善和募捐行为进行规范，以便使慈善机构更多地发挥扶贫济困的作用，缓冲社会矛盾。
从当前情况看，富人的“善举”对自己来讲却得不到“善果”。要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仅靠一味的道德说教自然无济于事。动用政策和法律调控机制，才可能对富人捐赠起到鼓励的作用。
“非典”时期，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捐赠可冲抵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捐赠使用的透明度也大大加强。北京地税局官员表示，出台捐助免税措施，鼓励富豪捐助自然是题中之意，富豪们应加快行动起来，为国为民出力。
新措施无疑鼓励了富人捐赠的热情，捐赠数额飞速上升。5月8日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卫生部门、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系统共接收非典型肺炎防治社会捐赠款物达到6.36亿元。民政部新闻办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我们没有单独统计5月1日以来的捐赠情况，但我个人觉得社会各方对于防治非典工作的捐赠的热情是越来越高涨了。”
但这些紧急措施只是非常时期的“暂行”办法，“非典”过后，这些措施能否延续，能否进一步完善，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今后的慈善捐赠能否变为平常而不再是突击行动的义举？中国的慈善事业能否因为“非典”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富豪“善举”应有“善报”，这才是慈善和公益事业发展的长久之计，“非典”中得来的经验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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