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庐山会议的斗争仅仅是一场权力之争吗？
对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的发言讲话，中共官方一直解释为林想当国家主席，急于篡党夺权，未经毛泽东的批准同意，擅自在会议开始时率先发难，打出“天才论”为幌子，为自己抢班夺权作舆论准备。近年来大陆和海外的一些学者则倾向于林彪集团与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派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就是双方为四届人大权力的再分配而引发的一场权力之争。
中共官方的这一解释在近几年来已被不少学者质疑乃至推翻。王年一、何蜀先生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就彻底驳斥了这一谎言。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是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才作的，而且林的讲话并未涉及设立国家主席。但毛事后为了打倒林彪故意撒了弥天大谎，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林彪的头上。这些研究对推动林彪事件的深入探讨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关于庐山会议这场斗争的实质人们仍不免将其解释为林彪与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权力斗争。
这种说法从一个方面来解释庐山会议的斗争也许不错，但并不能全面解释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大陆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先生就林彪事件的实质曾说过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是反毛不反党”，这句话十分中肯，一语道出了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中共九大前后围绕着是继续无休止地大搞群众运动、政治斗争，还是恢复经济建设，抓好国计民生，毛泽东与林彪就这一问题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中共九大之前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共同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陈伯达甩开张姚二人单独起草，在林彪的支持下，陈草拟的报告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一个月的辛劳陈终于完成了这篇大作。但很快就被毛泽东彻底否定，毛甚至根本就没完整读过陈的稿子，只从其草拟的提纲和部分草稿就否定了陈的思考与劳动。在中央讨论张姚起草的九大报告时，陈与张姚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了张、姚的报告稿子，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是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陈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显然，没有林彪的大力支持，陈伯达是不会与本是文革派自己阵营内的人如此激烈争斗的。林彪对张姚起草的稿子更是不屑一顾，九大开会前根本没有看过张姚的九大报告，临上台时才拿到手中去读，读时不免磕磕巴巴，以致叶群事后埋怨林彪。可林自己却说“多读错些才好”。这显然不是林彪侍毛的一贯紧跟的风格。只能解释为毛林在根本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运动为基础，以所谓的大乱达到大治。而林彪则希望国家应及早结束无休止的运动，恢复正常的生产，这样才能使国家真正繁荣富强。而１９７０年８月九届二中全会的庐山会议，不过是另辟了一个战场，毛林斗争换了另一种方式进行。
不少学者指出，庐山会议上林彪之所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是因为毛泽东忧虑林彪集团尾大不掉形成对毛的另一种威胁，故打算以张来取代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从而导致林彪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在庐山会议上率先批张。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严格说来，林彪的合法接班人地位在九大上就已记入党章，再加上林系在中央的势力大增，而张春桥乃一文革暴发户，因有毛的背后撑腰在上海一夕夺权成功，其初入中央根基尚浅，还缺乏与林彪一系斗争的资本。纵观林彪在文革中的一贯做法，一直是毛泽东赞成我赞成，其个性从来讲究不先出头，根本无需针对所谓的张春桥的威胁刻意与毛支持的文革派过不去。但为何这次林彪一反常态呢？笔者认为，庐山会议上林彪与文革派的冲突实乃九大政治报告斗争的延续，而这一冲突却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林彪其人在文革中虽然不得不跟随毛泽东大唱文革赞歌，但骨子里却不赞同毛的治国方针，对张春桥等靠舞文弄墨一夕升天的文革派更是看不上眼。而张春桥却深得毛氏真传，在张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张氏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理论，大力鼓吹阶级斗争，强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理论论证，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而林彪则认为在九大之后国家应该步入正轨，重视国计民生，此点与周恩来的看法不谋而合，故此周林关系更为融洽。林彪希望自己以接班人、副统帅之力打击一下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气焰，但又不公开反对毛所支持的九大路线，可实际上已表明林彪与毛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从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的回忆可以看出林彪主动出面敲打张春桥，由林立果向军队系统打招呼，让大家密切注意予以配合。但庐山会议的结果却出乎大家的意料。林彪敲打张春桥得到了与会人士的大力支持，不仅林系的人马大力批张，连陈毅这种“老右派”及毛身边的红人汪东兴也站到反张行列，可以说林彪带头批张的举动大得人心。张等文革派因在文革运动中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已被人们深恶痛绝，张春桥更成了过街老鼠，大家批张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是冲着张一人，而是对毛发动的这场整人运动发泄不满，利用这一机会全面反击文革派。应该说林彪很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只是他没想到毛泽东根本无法容忍任何人对文革的反攻清算，即使贵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也不在话下。
对比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７０年的两次庐山会议，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一次由彭德怀带头批评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三面红旗给中国带来的大灾难，而后一次则由林彪出面批判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所谓“反天才论”，而批判的矛头实则指向后台老板毛泽东，尽管其表面上是以所谓“天才论”为契机。两次庐山会议都触及了毛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尤其是第二次庐山会议，以林为首的军人系统和被文革派全面打压的党政系统，联手利用张春桥的所谓反天才论小题大作，掀起了批张浪潮，大有不把张拉下马绝不甘休的架势。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反张实际上就是反毛，就是对文革的清算，如不立即制止势必牵扯到文革其他方面，从而导致文革派的全军覆没。于是毛立即出面力挽狂澜，坚决打压这股反文革势力，特别是当毛意识到林彪在文革一事上并不跟他一条心，毛开始处心积虑地要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毛先从批陈整风入手，斗争矛头终于一步步指向了林彪。因此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并不仅仅是所谓林彪与文革派的权力斗争，更深层的原因是毛林在政治观点上对立而最终导致了这场无法避免的冲突。
（二）关于李文普作伪证的问题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也谈林彪９１３事件》中就此问题论证了李文普作伪证的可能。最先公开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张宁女士。张宁女士在其回忆录《尘劫》一书中指出，李是与纪登奎领导的专案组达成三项交换条件后才供出林彪是自己主动出逃的，且目标就是苏联。这一交代为日后中共官方定性林彪事件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李文普的交代有明显的漏洞。陈晓宁先生在其《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一文中充分揭示了其不合情理和逻辑之处。但我们的这些质疑都还是从常理和逻辑上来论证李很可能是在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作了伪证，而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李就是作了伪证。李文普自己就出面写文章反驳张宁女士的“伪证论”，为自己在９１３事件前后的行为辩护，但他心虚的是根本不敢正面面对他与专案组达成交换条件一事，在自辩文中完全回避了这一关键的问题。而最新出版的高文谦先生大作《晚年周恩来》则披露了关键的证据。
高书是这样写的：“据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据说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高先生是在林彪事件多年后采访当时的林彪专案组负责人纪登奎时，纪向高透露的这一情况，其史料价值极高，使人们真正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纪登奎本人曾是林彪专案组的负责人，专门负责审查林案的所有当事人，其秉承毛泽东的意图为林彪事件定性不惜罗织罪名，在审查林案期间因一时苦于找不出合理的证据，所以在李的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终于换来了这句林彪是自己主动叛逃苏联的伪证。
其实李文普作伪证一事在原林办人员内部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而且是大家的共识，大家对此心知肚明，只是迫于形势无法开口讲话而已。李文普反驳张宁女士的文章出来后，张宁曾打电话给一位当年林彪的贴身内勤，提到李的这篇文章，这位内勤当即说“李文普作伪证那不是明摆着的事嘛。可他当时不那么做也不行，上头不会放过他。”还有一位林办的老秘书亦致书张宁，一语点出了李的伪证行为：“焦点的问题是九一三事件仍然被李文普的那句话维系着结论，活着的人，他又是关键，这只有从外围突破，他的防线则不攻自破。”高文谦先生的书所披露的事实真相恰恰就是“外围突破”，它使李文普的伪证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遁形。
虽然我们已确知李的伪证行为和中共官方为打倒异己而故意罗织罪名致人于死地，但我们还应更深入地挖掘林彪９１３事件的真相，到底林彪一行在去北戴河机场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林彪是如何在中途下令停车，而李骼膊上的伤口如何而来等等，其中尚有一些疑问都是我们应予以认真考证分析的。比如说，李自称林立果开枪击伤其左臂，而不少林办的人认为是李自己自伤。其实鉴定李是否自伤并不困难，只要检查其所佩枪支，对比弹道和伤口形状特点，就不难得出正返慕崧邸Ｊ路⒑罅职烊嗽倍源司陀忻魅返目捶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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