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种对未来的自信与期许，其支点是什么呢？一个从封建专制过渡到共产极权的社会，一个滋生和繁衍共产制度的土壤，一个从未体验过自由是何物的民族，一个从未形成过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阶层，它对自身是否具备反省能力有没有过怀疑呢？它对世界建设性意义的思想理论会是什么呢？在对上述问题没有作过任何反思的情况下，妄自尊大地设想对世界的主导作用，实在是一种蒙昧无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霸权主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曾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知识分子赎罪的世纪。"这句话，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所为下了一个否定性评语。余英时先生说："从一部中国史来看，二十世纪是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但在观念上是有知识分子提供的，而且最初的发动者也往往是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客观上扮演了一个助纣为虐同时也引来杀身之祸的不光彩的角色。分析这一角色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对将来指向的意义，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
或许，中国不乏个体的优秀知识分子，但从整体来看，从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这一事实而言，从知识分子被异化、被政治化继而意识形态化的程度而言，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自"五四"以来，越来越背离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识，特别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高压，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合流，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挤压为这一专制机器的祭品。更多的知识分子则在这种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面前，丧失了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低能、最矫情、最虚荣、最脆弱，从而也是最"缺氧"的一代。
应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与共产党的诞生有直接关系。二十世纪共产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象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五四精神除了科学和民主这一至今仍停留在抽象层面的名词之外，反传统、全盘西化的结果，带给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以此为理论基础的共产党的产生。尽管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完全是纯粹理想主义的，但当他们一旦执着于一种主义和一个思想时，已经不由自主地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因为"革命"的结果，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物(如地痞、流氓、光棍、无赖、不第秀才之流)占据了中心的地位 ，支配着中国的命运，而原来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反而边缘化了('边缘化'用大陆上流行的话 说，便是'靠边站')"。那些因"革命"而占据了中心地位的边缘人物，则"形成了一个变相世袭的'新阶级'" 。"知识分子所持彻底'革命'的理论使边缘份子得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一切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组织和人伦关系，代之而起的则是一个绝对宰制性的单一政治组织，从中央一直贯穿到每一个家庭，甚至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传统依附性和骨子里对"士大夫资格"的迷恋，以及在共产党统治下必要以甘愿被奴役的姿态才可能保住"身份"的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内心发生分裂，虚荣、紧张和恐惧象恶梦一样，深深地攫住了他们的灵魂。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作了共产党的助产士，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值得深思的是，到现在为止，共产党体制内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这里我无意做任何价值判断，相反在个人信仰的虔诚度上，我对他们怀有敬意。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过程来讲，从二十世纪共产制度的形成来讲，甚至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来讲，都到了重新审视和彻底反省的时候了。常常听到一种马克思主义真假论，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好的，不好的是被后来斯大林化和毛泽东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所谓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延续，都是从一棵树上结的果子，只不过有各自的特征而已。正是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才产生了共产专制下的警察制度。不认清这一本质，实在是知识分子的迷津。
被"养"与"骂娘"的角色尴尬
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运动和知识界倡导的全盘西化，是知识分子利用共产党有史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所表达的一种诉求，但由于先天"缺氧"和自身的不独立，使得这种表达带有很大的政治功利色彩。知识分子以反传统文化的态势来影射共产党文化，虽然不无正面意义，但是实际效果却是在被共产党已经摧毁的传统文化上再加以否定，间接地等于承认了共产党文化统治的合理性，扭曲的仍然是知识分子自己。例如，在一种"暗度陈仓"的表达中，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加入共产党或进入体制内充当"智囊"的机会，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不仅没有"竹林七贤"所具有的风骨气节，而且丧失了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的精神内涵。至此，本来需要再塑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底线趋于崩溃。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的急功近利，恰恰是改革开放的反弹。我刚才说到知识分子的"缺氧"和不独立，包括政治思想层面的压力和生存状态的不能自主。一个极为讽刺的现象是，共产党将知识分子挤压到社会的最底层，对于他们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同路人，也将其人格降到最低点，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又不可避免地被共产党所统制，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知识分子被"养"的生存环境。这种状态使知识分子的角色极为尴尬，"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句话就是这种尴尬状态的一种生动写照。这里，共产党强占了可以通过个人劳动和符合市场规律的自由竞争获得的"碗"，想当然地充当了"娘"的角色，知识分子则成了永远处于"哺育期"的"未成年"者。所谓"骂娘"，既有对共产党和现存制度 的不满情绪，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儿子"对"娘"的娇嗔？骂归骂，"碗"照样端。殊不知，这样一种"骂" 的氛围，反而给了共产党政权一种自信，共产党越发地有持无恐。虽然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那种"小 骂大帮忙"式的"忠诚"并未被共产党理解而遭惩处，但与此同时却在同类人和社会上身价倍增，并被冠 以"民主派"或"自由主义者"的称谓而名声大振(很多人内里仍然是共产党文化浸泡透的那一套)。
于是乎，"骂"者云集，一时遍及东西南北，"骂"出了名气，"骂"出了"特权"，"骂"出了身价。而且 越是共产党员或前共产党员，越有"资格"骂，似乎“嫡系”也是一种"身份"。唯独这"骂"的形式和内容，越 来越空泛，越来越谄媚，越来越循规蹈矩。唯一的对象只是那个念错经的"歪嘴和尚"。在这一套"骂经"里，那个假设的"歪嘴和尚"似乎无所不能，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还是从共产党到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经"本来都是好的，错就错在让"歪嘴和尚"一念，就全"歪"了。那么，这个"歪嘴和尚"是 谁？他的祖师爷又是谁？那个"经义"是否经过考证？又是谁让那个"歪嘴和尚"念的？什么样的"经"才能被"歪嘴"念"歪"？细究起来，当然是十分荒诞的。
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一个假想的"敌人"面前慷慨激昂，并陷入一种被自己重复数遍而具所谓"真理"、"正义"色彩的谎言的闹剧之中。这便是极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极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能性表现。
精英意识与"脑体倒挂"
可以说，中国九十年代总体表现为回归传统的文化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弹。这种反弹因有具体指向与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与官方意识形态暗合，同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实用色彩。不同的是，这样一种功利性，更少理想主义，在天平的另一端，所谓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商业化了的"政治市场"所兜售。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各种表现形态，依然是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紧张感的一种惯性反应，只不过每个时期的表现形态不同而已。在八十年代全盘西化和九十年代回归传统的表象后面，都潜伏着一种知识分子急需安身立命的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使得他们的政治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改革开放间接地把他们已被共产党意识形态浸泡过的政治细胞以更加激进的形式扩散了出来。例如八十年代的所谓全盘西化，和九十年代的反西化，都是很表面地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机制实用化地诠释后再加以引用的，都不是西方文明本质的和主流的东西，而是并不完善的或者正被西方淘汰的东西。象对自由本质的思考与追求，对个体的肯定和对生命价值的重视等西方精神的核心，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走向，正说明他们对西方精神的概念模糊，表现在九十年代，就是用各种话语、后学、思潮、主义重新包装了的意识形态化。
为什么毛时代的结束和社会的相对开放，中国知识分子的"意义失落"感反而更强烈呢？
我认为这恰恰是经济改革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象本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取消，使"社会成员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 构所吸纳，从而迅速'游离化'"一样，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动摇了知识分子本来就很虚弱的社会地位。个体化和"新富"的出现，使他们发出"脑体倒挂"的哀叹，精英意识和传统依附性，迫使他们不得不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参与政治，以此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敲门砖"。
这种现象也可以从心理背景层面上得到解释。中国知识分咏撞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