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暴行，任何人都无法为之辩护，就连中共当局都只能以一再否认的方式来逃避。这本身就说明，对法轮功学员人权的残暴践踏根本不存在是否对错、是否合法的问题，而只存在着是否发生了的问题。
如同对SARS严重情况的遮盖欺骗一样，中共当局一直否认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的人权迫害，酷刑折磨，以至虐杀。不少中国同胞或受蒙骗或因为长期受中共毒害而相信了中共为镇压法轮功而编造的种种谎言。
然而，如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无情揭穿中共有关SARS的谎言一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监察专员连续几年在多项报告中指证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严重的人权迫害。这些报告属于联合国官方文件，由联合国印刷出版，并登录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的网页上。
这里我们特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监察专员年度报告中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严重的人权迫害的指证谴责部份翻译汇编，以帮助人们认清事实真象，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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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酷刑折磨问题”监察专员的年度报告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折磨问题”前后两任监察专员，罗德里伯爵和范．波文教授，都对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的酷刑折磨做出了严厉的指证与谴责。这里摘录如下：
2000年度报告，原文见
(http://www.unhchr.ch/Huridocda/Huridoca.nsf/0/fda77707cc9206c4802568ba004b47b1/$FILE/G0010567.pdf，由罗德里伯爵提交)
(原英文报告49页第218小节起)本专员与“任意拘捕问题”工作委员会主席就法轮功学员受到逮捕与酷刑折磨的问题于1999年7月23日向中国政府递交了紧急呼吁信。据信，自1999年7月起，法轮功学员，包括老人和儿童，遭到警察的逮捕、监禁、侮辱和毒打。有指证说，警察使用了包括高压警棒等刑具。一种叫“地牢”的刑具将受刑人的手脚用交叉十字的铁链铐在一起，使人不能移动由不能坐下。
本专员特列举以下三例报告：
赵金华于1999年9月27被张星镇警察逮捕，在关押期间被打死。10月7日，她曾因被打昏迷而送入急救室，随后又被警察带回并用警棒拷打审问有关法轮功的情况。她死于当日。烟台市法医的检查报告证实她除头部外全身多处受伤和淤血，并指出她的死因是钝物打击。(编者注：有关赵金华被折磨致死的详细情况请看http://media.minghui.org/gb/case/zhaojinhua0810.html)
湖南省的法轮功学员受到虐待。于汉新 (音)于1999年7月24日在他的书店被岳阳市公安局逮捕，法轮功书籍被查抄，他的脚被公安局副局长打至骨折。李 菊华(音)于1999年7月25日被当地联防队逮捕并被强奸。周治 (音) 于1999年7月25日被抄家并当场遭受毒打。1999年7月26日，杨 鞠华(音) 被 湘塘市的 第七联防队毒打受伤。
张小红于1999年9月9日被捕。在狱中她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背靠背绑在一起达23个小时，并不准吃饭睡觉或上厕所。从9月10日至9月14日，她们又被背铐着而不能躺下睡觉
2001年度报告，原文见
(http://www.unhchr.ch/Huridocda/Huridoca.nsf/0/90826bb67fa905b1c1256a2300464476/$FILE/G0110682.pdf，由罗德里伯爵提交)
(原英文报告59页第247小节起)本专员已告知中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中国当局正在对法轮功，法轮大法和其他气功团体进行的大规模镇压的信息。修炼者被强迫放弃他们的信仰。收到的报告显示修炼法轮功学员遭受公开侮辱。数万法轮功学员遭到不同期限的关押。其中许多人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被送往劳改营遭受长达三年的劳动教养；有的被关进精神病院并遭到连续几周的强迫药物注射。许多人被酷刑折磨和虐待。 监察专员已递交如下个人案例：
1999年10月25日，浙江省海盐县项进英和其他三名法轮功修炼者去了天安门广场。他们被带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那里已经有五六十名修炼者被关押。警察用手铐把十二名修炼者铐成很痛苦的姿势：双手一上一下背到后面，用力拉，然后拷上手铐。警察还迫使他们跪着，把头往墙上撞。项进英的手臂被拉折。10月26日，一个医生因为她是法轮功修炼者而拒绝为她诊断。10月27日，她被送往医院。
1999年9月22日， 河北省唐山市刘菊华和杨雪真因拒绝一个警察企图从她们手里拿走法轮功书籍而在北京被捕。她们被带到北京清河看守所遭受审讯，不许睡觉。警察将她们的手反扣在背后和脚绑在一起，用烟头烫她们的手。她们又被送到唐山市开平看守所。
同被关押在开平看守所的另一位修炼者遭受电击酷刑和大棒殴打。
1999年8月30日，大连市张晓红被抓捕并关押在拘留所15天。9月9日，她向拘留所要求准许炼法轮功，但遭到拒绝。同一天晚上，她和另一位法轮功修炼者被背靠背铐起来。她们被迫坐在木板地上，不许睡觉，不许用厕所，不许吃饭。9月10日， 两人被单独背着手铐上，手铐在人动时就会越来越紧，这使得她们无法睡觉。9月14日，手铐摘除，第二天，她们被释放。
1999年8月30日，大连市尹兴琴被抓捕并关押在大连看守所。2000年9月8日她被铐在栏杆上21小时。9月9日，她和另一位修炼者被背靠背铐住，直到第二天。9月10日，她和另一位修炼者分别在后面铐住，9月14日她们被叫去劳动时才松铐。同天晚上，她们又被从后面铐住。9月15日，她们被释放。
1999年8月30日，大连市杨秀娟被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她被铐在囚室的窗栏杆上。9月8日，她的双脚被戴上生锈的铁架，这是一种叫做“地牢”的刑具。然后，她被强迫快步行走，至使刑具上的铁片不停地割伤她的脚。她被禁止进食达6天。
1999年8月30日，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系副教授朱航因为在公园里炼法轮功而遭抓捕并关押在位于南关岭的大连姚家看守所。她的手脚被用铁链子拴在一个高20英尺，15英尺宽的沉重的钢架上(一种“地牢”刑具)。在她7天的绝食后，看守所命令狱警对她执行强行灌食，这造成她口腔严重受伤。狱警插入一个管子给她强行灌流食，这种方式使她失去知觉并被送去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后来，政府官员把她关进精神病院以掩盖她在看守所的经历。
2000年9月3日，张春清和她的孙女被抓并在大连南关姚家看守所关押了15天。9月5日，因为炼法轮功，她被殴打，管教用一环形物抽打她的脸和手。她被戴上“地牢”的刑具，强迫走200英尺回到她的牢房。由于戴上了刑具，她每一次只能移动1英寸，她用了40分钟走回牢房。即便是用卫生间，她也一直被戴着刑具。9月9日，她再次被欧打，并和其他3个修炼者被戴上“地牢”刑具。36位修炼者被用一种自动收紧的手铐铐在走廊的窗楞上，不许用厕所，不许动。9月10日，大约有30名修炼者由于一起背诵法轮功书籍而被5至6名狱警和想减刑的犯人毒打。9月10日晚，她们被两两一组，背靠背铐在一起，不许动，不许交谈。9月11日晚，手铐解除。刑罚造成她们双手肿胀，布满水泡和伤痕。
吕淑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的71岁的母亲，自2000年7月20日以来一直被软禁在北京郊区的家中。软禁使得她心脏病加重，视力减退，腿部肿胀，行走困难。警察拒绝提供医疗帮助和足够的食物和水。
2000年4月25日，山东省胶州市徐衍忠因炼法轮功被抓捕并关押在胶州精神病院。在连续的10天里，他被捆起来接受强行喂药和注射。他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强行注射导致他浑身无力，眼睛睁不开，紧张和沮丧。
山东省胶州市匡本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抓并关押在胶州驻京办公室。随后，她被关进胶州精神病院遭受强行喂药和注射。当她拒绝时，两个男子抓住她的骼膊，掐住她的鼻子，用一根筷子撬开她的牙齿进行强行灌药。她被一天强行喂药三次，药的剂量由一次一片增加到一次六片。
1999年9月12日，谭桂华工作单位和政法委人员将她从家中抓到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她遭受强行注射导致她头晕，恶心，心跳加速，失去知觉。她先后受到7次电击酷刑。强行注射后，她的月经停止，眼睛呆滞，反应迟钝。几天后，注射中又加入另一种药。这使得她在后来的20天里身体剧烈的颤抖。当她被释放时，她记忆丧失，说话困难，眼睛呆滞，反应迟钝。
1999年11月15日，位于广西自治区南部的北海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法庭法官黄锦春被抓并关押在广西柳州龙潜山精神病院。他的家属被不准探视长达三个月。由于他继续炼法轮功，医院给他注射镇静剂。
1999年9月27日，石对头于家的王风兰，小贾家的马玉凤，河崖村的战克云和王好红，以及山东招远市的赵金华被张星镇警察抓捕。她们被关押在当地派出所。因为拒绝读诬蔑法轮功的书，她们被警察折磨。1999年10月1日，修炼者在牢房炼法轮功，一些警察进入牢房对修炼者拳打脚踢，用橡胶棒殴打她们。警察用棍子打王风兰，用电话线捆住她过电刑，导致她失去知觉。
1999年12月22日，江西省法轮功修炼者刘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炼法轮功时被抓捕。她被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直到12月24日。在关押期间，她被警察搜身，审讯和酷刑折磨。她的腿部后侧严重黑紫。
1999年12月26日，程风荣和其他四名修炼者在试图旁听一场对四名法轮功修炼者的审判而被拘捕。她们被关押在位于北京顺仪县的泥河看守所。程风荣被强迫做半蹲姿势，当她不能保持这种姿势时，便会引来一阵拳脚。警察从她的衣领处在她身上浇了两盆冷水，水在她的脚下结成了冰。随后她遭到警察用扫帚暴力殴打。
江苏省高玉兰在于1999年12月31日早上5点在家被抓，原因是她炼法轮功。一个警察揪住她的头发，煽她的脸，踢她，把她的头按到水里。她被关押了16天。
1999年11月19日，陈凌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抓并送往河北省涿州市公安局。在关押期间，她被刑讯。随后，她和其他三名修炼者臧翠清，常恒春，刑俊花被送往洗脑中心。在洗脑中心，因为她们拒绝写放弃法轮功的声明，她们遭受几个小时的全身电骺嵝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