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公墓内埋葬的大都是为帮法国赶走德国入侵者而阵亡的英国等盟国的士兵，它被视为英法两国友好关系的一个象征。尽管这些不友好的字句很快就被清除，当地宪兵队也已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但这件事仍然激起了英国政界、公墓职员和阵亡士兵亲属的愤怒情绪，也引起了英法官方的高度重视。
继公开谴责此事之后，为表示对此事的重视和致歉的诚意，法国总统希拉克于四月三日亲自致信英女王伊丽莎白。希拉克表示，这样的侮辱是“不能接受、不可饶恕的”，法国民众已对此进行了“严厉谴责”。他说：“我代表法国和我个人，向您致以最真诚的歉意。”接下来，他回顾了英法两国的友好关系，说道：“英法是两个伟大的国家，两个伟大的民族，两国的人民因为共同的历史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我可以告诉你，值此贵国士兵征战之际，法国人民的感情自然倾向他们一边。”
希拉克的这番话怎么都显得有些言不由衷。数天以前，他还在猛烈攻击美国的“霸权行径”，并将英国斥责为“美国的走狗”。我一直都不喜欢像希拉克这样故作傲慢的、像喜剧演员一样的欧洲政客。撇开希拉克不谈，我更感兴趣的是：究竟是谁在公墓中写下那些可耻的语言？为什么在欧洲有这么多的“萨达姆的朋友”？
在欧洲，“谁是萨达姆的朋友”并不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公开表示自己是“萨达姆的好朋友”的“政治家”，是奥地利“自由党”的党魁海德尔。美军对伊拉克开战之后不久，海德尔就对媒体侃侃而谈：美国的行动是愚蠢的，美国总统布什将遭到空前的失败。相反，他赞美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是当今世界最有魅力和智慧的领袖，萨达姆获得了伊拉克人民衷心的热爱，他的事业终将取得辉煌的成功。
海德尔说这番话并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语，也不是如同当年中国人说“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样虚晃一枪。在四个多月前的二ОО二年十一月，正当联合国频频对伊拉克破坏核查的行径提出批评和施加压力的时候，海德尔却这个节骨眼上访问巴格达。他受到萨达姆的隆重接待，获得了几乎是国家元首般的待遇。萨达姆破天荒地与海德尔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海德尔当然是受宠若惊，向萨达姆暗送秋波。两人像多年的亲密朋友一样，并肩出现在伊拉克的电视屏幕上。对于萨达姆来说，好不容易在西方世界找到了一位坚定的支持者；而对于海德尔来说，能够得到萨达姆这个中东“孤胆英雄”的赏识，也他是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见证。两人各取所需，好不亲热。
一般人也许会问：海德尔是何许人也？其实，此人近年来在欧洲政坛上可以说是翻云覆雨、名声震天。仅仅因为他加入了奥地利内阁，就导致欧盟各国对奥地利进行严厉制裁、冻结外交关系，可见他不是寻常人等。如果我们仔细了解海德尔的个人背景和思想渊源，对于他与萨达姆之间的亲密关系自然就能洞悉于心了。
约尔格·海德尔，一九五О年出生于奥地利克恩滕州。其父母都曾为纳粹做事，父亲是纳粹党的坚定拥护者，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务。海德尔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投身政界，一九七二年成为自由党的负责人之一。一九七九年进入议会，成为最年轻的议员。一九八六年当选克恩滕州州长，同年任自由党主席。一九八九年任卡林西亚州州长，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因公然赞美纳粹时期的就业政策而被免职。一九九四年连任自由党主席，一九九九年重任克恩滕州州长。
海德尔从政后曾发表过许多淡化纳粹罪行的言论，由他领导的自由党一直坚持排外思潮。二ООО年二月四日，由他领导的自由党和奥地利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宣誓就职。这标志着奉行排外的民族主义的自由党自二战后首次成为执政党。自由党的参政引起了奥地利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引发了欧洲二战后最大一次抗议纳粹思想的浪潮。海德尔被迫辞去自由党主席职务，但仍留在自由党领导班子内，遥控党务，左右政坛。
近年来，海德尔发表了许多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声明，诸如“到这里来的非洲人都是毒品贩子，他们引诱年轻人”、“波兰人特别擅长偷汽车，我们必须抓住他们”、“我们必须把前南斯拉夫人都抓起来，他们都是夜盗专家”、“我们要注意土耳其人，他们在海洛因交易方面组织特别严密”、“俄罗斯人不是好东西，他们都是敲诈和窃听专家”等等，不一而足。一九九三年二月，海德尔率领自由党发起一场十二项请愿运动，要求结束外来移民，把各学校里不以德语为母语的儿童的比例严格控制在百分之三十以下。
国际社会首次注意到海德尔，是在一九八六年三月沃尔特－里德尔返回奥地利事件中。里德尔是一位奥地利出生的前纳粹党卫军少校，因在一九四四年屠杀意大利人被意大利判终生监禁，一九八六年三月被提前释放。奥地利人对是否准许他回国存在争议。海德尔公开表示说：“里德尔只不过是一名士兵，他当时只是在执行士兵的职责而已。”
海德尔最臭名昭著的言论出现在一九九一年七月卡伦西亚州议会辩论之时。当时任州长的海德尔说：“第三帝国执行的是一项有秩序的雇佣政策，现在的维也纳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一言击起千层浪，引来奥地利国内外的群声指责。他不得不为这一的言论道歉，但仍声称：“我说的都是事实：第三帝国通过精心策划的雇佣政策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失业现象因此被消灭了。”海德尔对纳粹劳工政策的极端性，包括大肆扩军、奴隶劳工和对集中营只字不提。
一九九二年五月，卡伦西亚州政府决定为二战时为纳粹卖命的老兵聚会提供赞助。奥地利政府进行了干涉，这让海德尔极为不满，他指责内务部长在议会中对那些“可敬的老兵”发动攻击，却对移民带来的犯罪视而不见。在二战纳粹老兵重聚大会上，海德尔把人们反对这种聚会的原因解释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顽固不化的人”。与此相反，一九九五年五月，奥地利为莫索森集中营解放五十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自由党是惟一一个没有出席纪念仪式的奥地利政党。而就在纪念活动举行之前，海德尔还把这座集中营称之为“惩罚营”，暗示那里面关押的人都是有罪的“犯人”。
最近，海德尔又对奥地利政府赔偿三万名纳粹统治时期的奥地利受害者（包括犹太人、共产党人）的计划表明了他的观点：美国、前苏联、法国和英国军队占领奥地利时，有大批奥地利人逃亡，他们是盟军的受害者，也应该得到赔偿。
原来，赞美萨达姆、自称是“萨达姆的朋友”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与海德尔狼狈为奸的法国右翼政客勒庞，最近也发表了与海德尔相似的言论。这些冷血政客和他们的狂热支持者们，最近却摇身一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走上街头齐声声讨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一夜之间，他们开始关心起以前他们从来就没有关注过的“伊拉克人民的人权”来，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在不久以前还将阿拉伯人看作是“劣等民族”。海德尔和勒庞在各自的国内都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支持率，而在此次“风起云涌”的欧洲反战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参与者曾经投票给海德尔、勒庞之流呢？这是一个西欧人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注意到，刚刚从专制主义中解脱出来的东欧国家，这次都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表示了坚定的支持。东欧的态度与西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不言而喻：东欧国家的人民，对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东欧国家也深知，苏联和东欧诸国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崩溃，得益于美国积极推广民主和自由价值的“里根主义”政策。他们知道民主的宝贵，也对美国的帮助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希望今天的伊拉克人民也能够像十几年之前的他们一样，尽快享有天赋的人权和自由。而以法德为中心的西欧，似乎已经厌倦了民主制度，他们不仅对本国内部沉渣泛起的法西斯思潮熟视无睹、不做任何深刻的而切实的反思；反倒对在国际事务中挺身而出、奋力摧毁暴君独裁统治的美国指手画脚。最可笑的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摆出一副“小拿破仑”的模样，企图像家长一样对东欧国家发号施令。他敢这样声色凌厉地指责他的竞选对手、一心一意要颠覆“法兰西共和国”的勒庞么？
有趣的是，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萨达姆的朋友”。他们也在巧舌如簧地以“人道主义”和“生命关怀”的名义谴责美国的倒萨行动，他们说萨达姆获得了百分之百的选票，是伊拉克人民的“合法领袖”，至于那些关于萨达姆残暴荒淫的事实，都是英美国家编造出来的。他们还说，在战争中伤亡的平民是如何如何的可怜。他们仿佛有耶稣和佛陀的慈悲心肠。其实，在其他场合，他们却是另外一副嘴脸：作为最活跃的“反战”学者之一的韩德强，就在文章中拼命鼓吹尽快使用武力攻打台湾、打死多少人都无所谓；另一名“反战”学者王小东，则主张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向三十年代的日本学习，培养武士道精神，实行军国主义。由此可见，他们的“反战”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不就是海德尔、勒庞的“中国缩微版”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所谓的“反战者”，其实是披着“和平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反美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很容易理解美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克尔在《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未来》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文明受到过法西斯主义的严重威胁，打败法西斯主义竟需要进行一场世界大战。今天，使得极权主义政权可能兴起的条件继续存在，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而且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所以，在邻近世纪的结束，在打算看到伟大的胜利和短暂的宽慰之时，极权主义运动第二次到来的问题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今天看来，十年前福山“历史的终结”的预言过于乐观了，民主的价值观并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还将有几代人披荆斩棘、交鹣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