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离我代表的人群太远。”这是来自山东省泰安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的话。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幕，这一天会议间隙，王独自来到北京月坛公园劳务市场，向进城务工者了解情况。那个劳务市场约有二三千人。他对着他们喊话：“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曾经进城务过工，大家有什么困难和建议，可以通过我向上反映。”
人群一下子涌了过来，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黑压压一片。他们情绪很激动，有的还很愤怒。
有人嚷嚷：“为什么警察动不动就抓住我们往地上摁？”
“为什么老板总要克扣我们的工资？”
“凭什么北京人要歧视我们这些民工？”
事后，王对笔者说：“他们所说的遭遇，我都经历过，但听了他们的话，我仍然感到自己的心在淌血。”
回到代表驻地，他写了一份关于建议制定“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法”的议案，并在会上找到30个代表签名，使这份建议形成议案。
民工的呼声
35岁的王元成曾当选2001年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的代表，翻开人大代表简历手册，他是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泰安市政协常委、泰安青联副主席、泰安工商联副会长、泰安东方计算器学校校长。在现行的体制和选举制度下，选民很难与代表直接见面，北京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一市民到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递交一封致人大代表的信，反映他对一项地方政策的看法，却被公安关到警署地下室，滞留七小时，并被勒令写下承认如此上访犯法的认错书才放人。
王凭着自己的奋斗，已脱离原来所处的弱势群体，但仍保持着与这一民工群体情感的、精神的、经验的联系，自觉寻找自己所代表的人群，反映他们的呼声。
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兴特殊劳动群体。据农业部最新统计，目前在中国大陆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而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民有9200万人，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人数达1.3亿，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
根据全面小康指标，到2020年，中国大陆城镇化率达56%，即今后每年要有1300万农民进入城镇。
在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一首“民工之歌” 引发了北京人的一场讨论。民工进城后，与城里人反差很大，他们渴望融入都市，又往往不被城里人理解，于是，两者隔阂越来越大。北京朝阳文化馆推出《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如下：
“第一，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第二，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本文作者注：指偷盗）就要犯事了；第三，不要老乡泪汪汪，五湖四海大家要帮忙；第四，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第五，不看黄盘（本文作者注：指色情光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第六，不要轻信小广告，头疼脑热医院去治疗；第七，盖房结婚要用钱，年终算账不能差分毫；第八，回家早订火车票，小心路上被人掏腰包。”
众说纷纭
北京人对这首歌众说纷纭。有人说，歌词侮辱民工，小农意识城里人同样存在，北京人“傻B”、“丫的”的“京骂” 也同样粗鲁，城里人为什么不创造一点条件让民工能天天洗澡呢？有人说，需要关怀民工，但也不必忽视其缺点；有人说，城市应当宽容大度些，如果我们这些早于“民工”进城的“城里人” 能稍稍反省，父辈祖辈不也曾是一个个漂泊的“民工” 吗？
当今中国大陆一些流行词，包含着民工的酸甜苦辣：打工仔、炒鱿鱼、暂住证、押金、三无人员、收容所、春运、超生游击队、外来工犯罪等。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售票员闻到一股臭气，就找到一个穿胶鞋民工，认定臭气是从他胶鞋里散发的，于是众目睽睽下竟将那民工赶下车。
全国人大代表褚健谈到这件事说：离乡别土到城市打工，民工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势必造成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人对社会仇视。“流动大军” 不被关注，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病”。相形之下，民工权益受侵害的事履屡发生，民工权益保障更需引起关注：工资被拖欠，小孩上学难，雇主任意规定招聘游戏规则而对民工歧视和不公平……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为，当今城市，哪一栋大楼没有民工心血，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维护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
人大代表翁礼华对笔者说：“农民连厂门还没进，七费八费就掏空了他们的口袋，进城民工的处境非常令人同情。”
据安徽省有关部门调查，一个农民工要去沿海地区打工，从出村到进厂，中间至少要办十多种手续，缴十多种费用，有的民工好不容易上岗，口袋里除了票据已身无分文。
由于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加上他们文化和法律知识相对欠缺，这支“流动大军”遭欺骗、敲诈等个案时有所闻，一些人则采取极端行为走向犯罪。前不久，在短短六天中，三个不到20岁的农民打工者，因找不到工作便结伙连续五次持刀抢劫，并把其中两路人捅致重伤。出席人大会议的圣雄集团董事长林圣雄说起此事，表情凝重。
他说：“犯罪应该依法惩处，但教训也是深刻的。他们中不少人的迷茫情绪，一个重要因素，来自都市人对他们的歧视，歧视的后果往往导致仇视。我们应该大力培育社会慈善救济机构，用爱心让流落街头的人喝上一碗热汤，吃上一个馒头。”六年来，林已捐助建了71所希望小学。
在人大和政协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几乎听不到民工的声音。本文开篇说的王元成，并不是民工选出的人大代表，只是凭着自己的“情感和精神联系”，为民工说话。流动人口在工作当地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谁为民工代言？一亿多民工竟没有一个“人大代表”，他们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