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接下来“大张旗鼓”的学雷锋运动至少在官方媒体上搞起来了。当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世界再一次面对东方“政治幼儿园”的“政治演出”目瞪口呆，人们不知道那个被政治谎言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民族今天怎么又“返朴归真”了，人们不知道那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树立精神偶像一直是传统社会的政治习性之一。由于缺乏自由基础之上的政治合法性，征服型政府必须为“政治合法性”设立自愿服从的个体典型，它设置这种“道德自愿”以期置换“政治自由”，并把所有领取薪金的公务活动宣扬为“道德献身”（这也和资源贫困有关）。一般来说，树立精神偶像的运动往往出现在政治危机时期以及新政权（或“新一届政府”）建立初期。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精神偶像的政治功能就是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巩固新的政治安排。同时，它希望所树立的精神偶像多少产生某种社会示范效应，使社会成员能摹仿它树立在城市高处的“榜样”自愿服从新秩序或自愿接受权力滥用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后果。1963年3月，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们可以想象“三年自然灾害”引起的政治危机和那场政治运动之间的相关性。而今天，“新一届政府”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意识形态贫困，把雷锋找回来是其走投无路的选择。但由于时代的发展，“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要坚决打消个人主义（雷锋日记节选：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不仅和时代精神背道而驰，也与人类理性发生冲突，因此这种老调重弹更给人一种“幽默”感，更显示了合法性努力的勉为其难与私心太重。
这种精神偶像运动之所以能展开，在精神领域也是由于整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处于较低的水平上，这种民族精神缺乏对人性的理性穿透力，基本上处于善恶二元论观念的绝对统治之下。为什么说“学习雷锋”是“精神偶像运动”呢？那就是因为理性确认这样一种判断：在道德意愿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圣人和恶人都是谎言。一个人可能有些时候做好事或坏事，但一个人永远做好事或坏事绝对是不真实的。这种理性主义人性观在基督教思想中表达的最为彻底，使徒宣布：“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除了神，谁是善良的呢？”这种观念一方面解除了对人间偶像的精神崇拜，另一方面为宽容奠定了信仰基础（由于每个人都有缺点所以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宽容）。在远离理性主义传统的地方，一方面人们崇拜精神偶像（对毛的个人崇拜、相信某些社团的伟大光荣正确都属于此类），把“被造的当创造者”; 另一方面又设定某些人为恶人（敌人、XX分子等等）而对他们残酷无情。这种善二元论是典型的原始思维，它代表了“民族精神”千百年来的愚昧落后和停滞不前。
政治幼儿园三年级的同学们，请让雷锋班长安息。
2003年3月4日星期二
(原载《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