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尹进."们在将幸灾乐祸"合理"化了，真是滑稽。精神癌症是必须拒绝的。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七名宇航员遇难时，中国的大学生没有一个"幸灾乐祸"的，那是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共产党开明与政治民主成为大学生优势关怀的效验之一，那时的大学生也爱国，但主要集中在从中国自身找积弱积贫的原因；那时的大学生也有民族情结，但没有一次舆论矛头会指向美国与她所集中体现的文明。17年后的今天，又是"哥伦比亚号"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来自"中国"以及"华人统一战线"的幸灾乐祸声，又像"9·11"灾难发生时那样甚嚣尘上了。刘晓波先生在第一时间作出坚决的回应，紧接着曹长青等先生也纷纷撰文作出谴责。他们的文字总算证明了中国人还有人性、还有良知、还有希望，公平说，中国官方也在第一时间在官方新闻中突出表达了有别于以往阴鸷趣味的一面。这是好的。问题是，特别是1989年以后官方以多种方式精心浇灌的"恶之花"还是又一次怒放了。说明中国的"反文明政治"已经严重毒害了社会、严重毒害了人们的心灵。
我不是宗教徒，但是，如果"神"就是"人类普适价值"的至上代表的话，那么，"我首先是一个人、首先面对着无歧视的神的世界做人"，无疑是人类应当无条件接受、遵行的"教义"，这样我们当然不会首先在意什么人种、民族、国家等等。当圣雄·甘地声明他既是印度教徒又是回教徒还是基督徒、佛教徒的时候，他仅仅说出了一个人直接面对上帝时的一个常识、一个真正宗教精髓的真理。那么，"9·11"灾难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喊出"今晚，我们是美国人！"又错在哪里？在2月2日噩耗传来的那一刻喊出"宇航员们的牺牲就是全人类的牺牲"又何错之有？
是的，虽然"幸灾乐祸"在哪一种宗教教义中都不是正当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中也绝没有为了"尹进."们将"幸灾乐祸"作为一项权利特别制定出来，"尹进."们还是可以"幸灾乐祸"，还是可以坚持"咱中国人"并不"可怜巴巴的一点'幸灾乐祸'的权利"，但是，"尹进."们却没有理由将"幸灾乐祸"说成仅仅是"心理"的事情，更没有理由说曹长青们的批评是在"剥夺"你们的"幸灾乐祸权"，因为，这恰恰说明"尹进."们对"权利"的无知。"权利"以及"权利的运用"都不能免予批评，但只有"专制权力"才能有"剥夺"的邪恶，而任何批评本身都不可能构成对"权利"的"剥夺"。从思想方法上看，恰恰只有专制者才会像"尹进."们这样认识问题，认为批评是要不得的，生怕批评会"剥夺"了"权力"的什么。
"尹进."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幸灾乐祸是弱者心态"，果真如此么？当"右派"、"自由化"、"异议"、"民运"分子们坐牢、受难甚至被迫害致死时，所有恶狠狠的吐出"活该"两个字来的人们，难道有一个仇恨专制腐败的弱者在其中吗？据我所知，连一些属于"强者"的警察也不说"活该"的。反过来，如果"六四"刽子手有了"灾祸"了，"六四"受难者中可能会有"幸灾乐祸"的，但那既不可能是"尹进."们的所谓"弱者心理学"规律，也不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心理"--许多皈依了宗教的"持不同政见者"，都已经有了这样的境界--只有专制党官僚才拒绝任何神学的教诲。
我曾经对审讯我的人说过：我与李鹏首先是一样的人，有一样的本性。作为人，作为上帝面前的人，任何人都不应当有任何哪怕是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上帝不会赞成邪恶与不断制造仇恨。于是，接着要问的问题就是：谁是撒旦--谁、怎样制造了仇恨？如果说"地狱"是上帝对邪恶的回应，那么，自卫--今天，尤其是正义力量为全人类担当的超出左邻右舍、乡衢阡陌、国家地区的"人类自卫"--就是上帝允诺的"人类回应"了！神学、道德、法律，都不应当成为"尹进."们喜欢谈论的"心理学"糊涂账，否则，康德绝不必仰望天空了！
在饱受"中国式父亲"的"棍棒之苦"的孩子心里，"父亲"的暴亡都会在孩子心里引起"幸灾乐祸"的反应么？在这里，"尹进."们不必匆忙坚持什么"弱者权利"的。"尹进."们对"幸灾乐祸是心理问题"的"解释"最多有"字眼"上的似是而非，例如尹进列举到的"1，对美国人国际事务中一贯的横行霸道看不惯；2，对江泽民集团的对美政策的软弱无能强烈的不满；3，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人敢攻击中共，以幸灾乐祸骂美国而发泄对中共的软弱无能的不满。"无一能够局限在心理范围加以讨论。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么，现在来看"尹进"们的"幸灾乐祸"，除了邪恶的权力及其邪恶的运用所带来的"伪教育苦果"、"反教育毒害"，还有什么呢？是的，苦果已经长出，毒害已经发作，"幸灾乐祸"之后能收获什么呢？愚昧、野蛮、仇恨、好勇斗狠、流氓、土匪、恶霸、明杀与暗杀、黑社会横行、拳头主义、枪杆子决定一切，应有尽有，中国的苦难、灾难、祸患，早者呢，更大的发作还在后面等着呢。这将是旷日持久的没有赢家的报应！诚如曹长青先生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的仇恨就是在摧毁这些人类共同的、可以共享的美好价值，同时也在毒化、摧残你自己。"
我承认，作为中国人，我这辈子除了不幸还是不幸；我也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的，我必须与所有中国人一起承担上帝赐予的苦难。
（《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