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实现全球非殖民化、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许多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拣重要的说，50多年来，联合国制定了3000多个国际条约，参与达成了170多项和平协定，向世界各热点地区派出过30多支维和部队和停火观察团，使170多场地区的政治的军事冲突得以和平解决，让80多次战争危机得到化解。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都是充分运用了联合国宪章中民族自决权所赋予的合法权利而取得胜利的。
然而冷战以后，联合国对于一些重要的国际事件和冲突反应逐渐迟钝、作用渐趋衰微，对严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人权宣言的国家行为一次次实行绥靖姑息主义，在波黑、卢旺达、索马里等冲突地区，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都是萎而不举、举而不坚。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联合国的声音越来越微不足道了。在美国打南、扫河、倒萨等正义之战中，它不但不主持正义、助善罚恶，反而千方百计刁难阻挠，无意中起了助恶压善、助邪压正的负面作用。
因此，老枭斥之为《堕落的联合国》："安理会已没有资格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高决策机构，联合国已没有资格充任世界法院"，并且"希望布什总统顶住各方压力，打萨务倒，除恶务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估名学霸王！也希望反战义士们重读一下《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的寓言，勿为老萨的缓兵之计、可怜表象所迷惑，勿在无意中充当了邪恶暴政的帮闲和帮凶！"
于是惹恼了好友槟郎，在《人权干预与联合国--兼答东海一枭》一文中反驳："联合国在国际人权事务干预上的不如人意并不是美国可以取而代之的借口，那会导致天下大乱，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实力"。
其实我绝不赞同美国对联合国取而代之。如果美国的如意算盘打通了，让北约成为它的军事联合国，让八国集团成为它的政治联合国，让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它的经济联合国。让它们取代了联合国，那绝非世界各国之福、更非世界人民之幸。对于"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实力"的主张，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防范弱化和边缘化联合国地位的行为，如何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实力。中国也一再强调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出的办法：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严肃性，维护安理会的权威，要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致力于联合国决策的民主化等等，为此翻来复去一再重弹政治多极化、国家独立自主，一律平等和主权高于人权的老调子。
殊不知老调子早已不灵了。70年代中开始，席卷拉美、东南亚、东北亚、小亚细亚及个别阿拉伯国家、东欧、前苏联、南部非洲等地区的第三次全球民主化浪潮，使得民主人权理念波涌全球，使专制暴政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仿佛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权高于主权，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
所以顺应时势，改革中国政治、改革联合国，是大势所趋。关于联合国的改革，唐家璇曾说，改革的目的是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高其效率，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和各机构间的协调与合作，改革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加大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投入云云。这都是皮相之谈、自欺欺人之谈。
有效的改革应该是理念上政治上的改革。如何对待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也就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东西方主要分歧在于，是建立以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还是维护陈旧过时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不能仅仅局限于在环境、人口、生态、资源利用等问题上起作用，更应该在维护人权、弘扬民主、传抪自由、打击专制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和常务理事国，中国就应该切实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站在国际主流价值观和先进文化一边，坚持道义与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义利兼顾，持正斥邪，惩恶扬善，而不是一味搞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一味和希泥打马虎眼，一味逢美必反逢独（专制独裁）必护。
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全方位的强大，美国往往在国际争端中扮演着重要的国际警察的角色。名不正言不顺的阻挠、反对是没有任何作用和实质意义的。与其白费功夫徒然树敌，不如承认其"警察"地位，在它合乎道义干好事的时候（如反恐、倒萨）支持它，当它为非作歹、肆意妄为时，当它任意以自己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来阐释国际间的利益争端时，则利用国际法和国际性的力量对它进行规范和引导，这才是有利于问题真正解决的现实途径，才能有效地对它的国际行为进行制约，使国际秩序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使联合国的权威、实力和作用真正得到加强。
不然，象我国政府一边高叫不干涉内政、主权高于人权，一边希望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只能是南辕北辙，两头落空，内逆民心民意，外逆世界大势，而联合国也难免日趋衰微，直到从历史中消失。可不慎哉。
这是联合国向何处去、也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联国和中国都需要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