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是个人的权力，说“不”需要勇气。然而，中国为何一向鲜有对权势说不的勇气的人群？！
专制社会，没有言论自由，只有一种声音，就是指鹿为马的嗥叫。臣民想对国事有看法，不能向领导建议，更不能想公开就公开，想发表就发表。小民百姓要是真有什么想法，实在心里憋不住了，也只能向领导反映，同时还必须怀着对领导绝对忠诚，并且百分之一百地相信组织。否则，就是触犯官颜，大逆不道。
进入二十世纪，毁灭人格独立的独裁力量以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面目出现，达到了独裁传统和法西斯手段的现代化结合，人性空前地堕落。
前苏联政治笑话讲：列宁在晏驾前嘱托斯大林说：“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说吧，亲爱的伊里奇，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人们会跟你走吗？！”斯大林回答：“他们一定跟我走的。”列宁说，“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斯大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
不敢说“不”，是奴才意识的一种表现。敢于说“不”，是现代独立人格的必须有的内容。一个人或少数人不敢说“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皆患上软骨症。这种人群，一旦气候适宜，便可能奴性十足，人格、尊严乃至一切的一切无不依附于他人，事事让别人代表，处处跟风，成为指鹿为马的火种的最好的燃料。
不敢说“不”的人，是可怕的人；不敢说“不”的群体，是不理性的群体。一个社会或全体，没有说“不”的勇气，实在太恐怖、太可怕了。因为有此意识的人一旦气候适宜，极可能成为氏族的奴才，而十足的奴才一旦占据权力，便是十足的主子和指鹿为马者。
指鹿为马和不敢说“不”，它们是同一种土壤里孪生兄弟。指鹿为马的意识和不敢说“不”意识，往往同时存在于国人的头脑中。在小人物面前，他们指鹿为马，代表一切；在大人物指鹿为马面前，他们不敢说“不”，而又被别人代表着。
看看解放以后的历史，指鹿为马是一个怎样的轨迹？初起他们说知识分子是右派，我们中的很多人不是知识分子，我们跟着痛快地叫嚣打倒。接着他们说彭德怀是坏份子，很多人不是彭德怀派系，我们也跟着潇洒地踏上一脚。此后，他们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最大的走资派，我们中的很多人不是走资派，我们依然跟着指鹿为马下去。最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从开始斗知识分子、斗干部，转而开始斗别人和被别人斗，这就是我们自己长期指鹿为马必然付出的惨痛代价！
不要笑话高压下指鹿为马的群体和社会，其实，在今天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在指鹿为马的环境中，敢于说不的又有几个人。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以及两个凡是等等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指鹿为马的大环境下，我们不仅成了“皇帝裸体游行”的迎合者和随风者，而且成了颠倒黑白的助威者和加油者。在说“不”成了个人权利的今天，我们还在赤裸裸地跟着民意强奸者指鹿为马，任指鹿为马者强喊我们的命运，而我们却依然是一致通过或全体表决。不敢捍卫自己说“不”的权利，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并发症。这种现代社会反现代的行为，足以让当今整个文明世界为之汗颜。
独裁统治者之所以敢时时处处指鹿为马，是因为他们的臣民不敢说不的缘故。印度的民主和国家独立，是非暴力不合作争取来得。尽管我们面对的指鹿为马者并非英帝国统治者“仁慈”，我们一时无法改变指鹿为马的历史，但是我们对指鹿为马说“不”总可以吧？我想，我们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