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读者了解“阳谋”的前因后果，我想从1956年讲起，按时间的程序，根据记忆，尽可能详细而扼要地将我亲身所受一一记录于下。 1956年5月，《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
《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 一、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于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刚调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我到文汇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二、教育部正拟摹仿苏联，创刊《教师报》，乃派人和我们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
《教师报》创刊后，我的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从个人的前途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缇(后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好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缇副部长审阅，立即被批驳回来：“《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应由部长审阅的稿件，并经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大
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巧遇《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他热情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抵京的?” 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 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当晚，我回家反复沉思，《文汇报》究意有哪些特点，值得邓拓同志怀念呢? 人代会后不久，我被邀去中南海听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对他粗暴的批评，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 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硬照搬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还建议，新华社不妨自己办一张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
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果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载不少以前从未有的新题材，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邀请萧干同志为副刊顾问，帮助充实文艺作品，并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同志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三号一条胡同里，那时已改名《教师报》城内记者站(《教师报》报馆在北太平庄建有办公大楼、职工宿舍)，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 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她参加《文汇报》，原由钦向我推荐)一起来交谈对《人民日报》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之新面貌，甚为鼓舞。但那时我心如止水，安心于《教师报》工作，绝没想到《文汇报》有朝一日会复刊的事。《教师报》每周出两期，发行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多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周主持两次编前会议外，公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报外，可以在城内及四郊名胜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6、7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那时北太平庄尚属远郊区，《教师报》四周，还有大片大片的田畴或矮屋)。寒喧后，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说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性里泡着，能安得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请章伯钧任社长，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的‘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单把我一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想大概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了，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
。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参加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那时他已调至《大公报》任党委书记)站在一起，我拿了一只冷盘，并随手接过了一杯酒，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大概以为我已知道了)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
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和浦熙修同志约了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最熟，立即掏出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的人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晚，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
第二天，恰好当时《教师报》管理部主任的严宝礼进城来看我，得知这一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立即同车到办事处，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在灯市口的萃华楼饭庄便餐，夏衍同志很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
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确讯，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候着吧。” 第二天浦熙修忽然想起，说她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她和陆定一同志在重庆时期即有工作联系)。 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时机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候着吧。” 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
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二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 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副部长立即出来会见，在座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局长王同志(这位同志以前曾屡次在新闻界聚谈中见过多次，曾在解放之初任山东《大众日报》总编，可惜，一时记不起他的尊姓大名了)，没有别人。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的通知。希望你们尽快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的编辑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职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资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具体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干部，现分散在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争取一部分人回来；因为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的。第二，《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钦本立同志是和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请《人民日报》支持，让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需《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我们决定告诉他，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和邓拓同志商量。”接着，他拿出一封信，对我说：“你说要过去班子的人归队，我想起前几天有人投书给中宣部，说他原 在《文汇报》，现在进出口公司工作，用非所学，要求归队。我们正想办法安排，你们就把他带回去吧。”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事好办，找几位管理部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 编辑方针怎么写，我很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志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钦、浦两位也提不出具体意见，所以陆续谈了两天，我还难以落笔。 正在我为难之际，钦本立来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非常关心，如果你愿意，是否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自从一九四九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感到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与钦本立同志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
第二天，本立就来说：“邓拓同志很高兴跟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天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王府井金鱼胡同《人民日报》他的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 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家中，邓拓同志满面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前落座后，我简单地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条条写出来，我思想上还不成熟。 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老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他的看法：
我们《人民日报》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
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
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使
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
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还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
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闭多年，你们应多介绍各
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以利于他们研
究、提高水平。 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
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知识分子
喜欢种花养鸟等等，你们也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一些知
识，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知识分子。毛主席讲
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在广大农村会出现文化高潮，过去
《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部
分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
作社找人说；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说好的，不谈问题。你们不
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
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 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
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
重于苏联及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历史的关系，更
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
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国际书刊，总之
，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
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我真有“听君一夕言，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即基本按邓拓同志的意见，写好了《文汇报》复刊后的编辑方针计划。下午，分头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表示同意。 正好，翌日中宣部新闻局长那位王同志来电催询，我说一切已准备就绪，只等张部长接见。 张际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予见面。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编辑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给他。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编辑方针，看毕即对我们说：“很，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后来，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下来了，除了“照准”二字外，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我看了真是感激零，衷心感谢党对我的信任。 关于钦本立同志的调回问题，我们曾一再要求，邓拓同志答复“先由你们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 中宣部将《文汇报》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志，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有刘火子、唐海两同志，柯灵同志在1938年即参加《文汇报》。郭根同志原在1946-1947年间任《文汇报》总编辑，那时他在山西任教，特函熙修同志表示希望“归队”，因此我上报的副总编辑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副刊)、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 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确定后，地点曾有过一度反复：留在北京呢?还是仍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文汇报》的读者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以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分职工已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也免于再搬迁的耗费。更的，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指柯庆施)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十分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 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次安排，由他约西民同志、浦熙修同志及我四人，在浦的个人客厅里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决定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话，上海就立即知道了。石西民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也可和分工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们当尽力代你们解决。”姚溱同志还说：“为了与中央级纸
具有同等待遇，今后中央的宣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你们也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备了几样菜。我
们四人边酌边谈，心情十分舒畅。在这一席“三国四方会谈”上，基本上打消了我们留京复刊的打算，而姚、石两位同志，后来确实履行了各项“诺言”。 为了加强在首都的采访．决定扩大北京办事处的编制。商请夏衍、姚溱、罗列(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三位同志为北京社外编委，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 另外，还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分别请各方权威人土及《文汇报》老同事，那时在京任相
重要工作的同志(如张锡昌、秦柳方等)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子、张素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
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 教育部的柳缇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的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八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准备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馆址及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
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应该有一定水平的质量，必需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见识有限，应广泛要求各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恳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虞、李凯亭(体委负责人，《体育报》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协助审定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 到8月底，筹备工作大体就绪，职工也已回到上海，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共先后四次)，我认为“操练”已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是年(1956年)10月1日(国庆节
)开始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之外，还连载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回忆录(系长江同志介绍，经本报翻译)。老一辈革命家朱
德同志及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副刊中有彩色版，主要为落实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绪，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编者黄嘉音同志，编辑《西风》副刊，富有经验且有丰富学识，经柯灵同志介绍，特请他兼任主编。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
－－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的工作，并全局掌握二、三版学术性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组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和浦熙修同志通话，有时还与《人民日报》联系，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同志及郭根同志主持新闻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 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信，如派黄裳同志赴滇，派宦帮显同志赴四川，全一毛同志赴浙江，都写出了极有
容、富有文采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作家撰写作品，深受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被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先后写给我的三封长信表示赞扬(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砸开我的抽屉，全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全力支持《文汇报》及《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地感激外，也体会到邓拓同志如此支持我们，是因为他日光远大，着眼于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为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趋人物，《文汇报》当时取得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指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我自己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工作的三十余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6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段就是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起为止。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某地举行的－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
第二天我去参加，见到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吴永刚、石挥等，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由杨永直继任，这次会议，杨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匆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订好车票，今晚七时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回去
料理公私事务，整理好行装，以便准时登车。 －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打了个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谈文名
了)，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他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天到了北京，上海的代表全部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这一带，当时还很空旷，周围房子疏落，空气也很清新，严冬已过，春寒仍有余威。
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使人兴奋的是下面一段话：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里听到他的讲话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同志等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 听毕，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约赴中山公园聊天，我们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
明，都认为今后更应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尽力。正《
傅雷家书》所载，他当时给他儿子信中所写的，他衷心感到社会主的可爱，感到社会主义国家很多，而“毛泽东全世界只有一个”(天下无双)。可见他那时正是最热爱共产党、热爱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
讲到这里，我想插一段话：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看到一本介绍“苏联内幕”的书，其中有一段序言，以事实说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并不那么自由，他征得我的同意后，译登在《文汇报》。而按
当时的逻辑，说苏联有一点点缺点，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共，因引起不少进步人土的围攻。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在1948年左右他即迁居昆明。当时，我在香港主持《文汇报》，他写信给我，希望将欧美新出版的书籍杂志，择要寄给他。上海解放后，我听说他已由昆明迁居香港，曾去函劝他早日回来。他回沪后，即租住在江苏路，离我住的愚园路很近。但他很少出门，闭户译书．而每出版一本，即托人带赠给我。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我登门造访，我对文化、文艺方面知识浅薄，而深知傅雷同志是这方面的专家，见识博而广，我希望
他多多指教和帮助。那时的傅先生，和几年前已判若两人，他参加作协主席团，并在上海市政协学习小组任组长。对《文汇报》的复刊
及所订方针，他极表赞同，除积极为我设想外，还推荐林风眠、沈知白先生及钱钟书、杨绛伉俪，力举这几位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真正行家，希望我多向他们组稿。我当时深有体会，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亲眼看到真、善、美，才服从真理，投身于这个事业。傅雷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典型人物。谁知后来竟也中了“阳谋”，陷于罗网，到“史无前例”这一幕开始，竟被残酷迫害，并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我深感“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终生负疚！这是后话，下面还有补充。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还特地作了启发报告，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地代表按不同系统分组座谈意见
体会。听说也有不少代表对“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尚有疑虑，譬如，有人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上海电影名演员石挥同志还以滑稽的口吻道：“这正如京戏《甘露寺》所说的，是贾化(假话)。” 我因为百万庄离市区较远，在市区开小组会时时间较多，也为了就便与北办同志联系工作，在招待所(记得与孔另境同志同住一室)住了两天后，即搬到北办居住。 有一天(3月10日)下午，我饭后在灯市口一带散步，刚回到北京办事处，《解放日报》的杨永直同志已在焦急地等着，说“已接到通知”，毛主席接见我们新闻界一部分代表，我到处找不着你，现在约定时间已到，我们赶快坐我的车去吧。”我没有坐定，即相随乘车赴中南海，到了一处院落(记得并非1983年的“毛主席故居”)，院墙粉刷陈旧，一大间客厅，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四周围着坐椅，如此简单而已。(比之1980年以后看到的各地行宫，有天渊之别。) 我们被引入客厅，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门口等候，听到康生逐一介绍，老人家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慈祥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对于主席的赞赏，我心中涌起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我们大概已是最后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华、邓拓、王芸生、舒新城，其余还有几位我不认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首长没有在座，也没有中宣部的陆定一和周扬同志，仅有康生陪同接见，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着金仲华同志，邓拓同志则坐在我们对面。 康生先讲话，说：“今天，毛主席邀请新闻出版界一部分代表来谈谈，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主席回答，请提出来。”会上沉寂了片刻，邓拓同志轻轻对我说：“铸成同志，你先开个头。”我就说：“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抓松了，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教主席指
示，该怎样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们当年打仗的候，一点打仗的经验都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毛主席接着说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 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装油，倒出来，总会漏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认为他的片面性较少呢? 接着我发问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纸张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的宣传后，报纸的读者大大增加，而政府所按定数配给，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
，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各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好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风趣地说：“钱武肃王的后人来了，这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社的纸张供应配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