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打破将中国传统等同于专制制度的现代共识，从自由主义的视角重新叙述中国的历史，即构造一个中国的辉格党人历史学，发掘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和传统。中国人确实没有构建出一套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就没有反抗暴政；我们的祖先确实没有想出限制政府权力的好办法，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意识到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危害；我们的祖先确实不知道权力来自人民，但起码他们没有糊涂到权力本身就是神圣的、可以自己证明自己。
我们或许应该反转历史的叙述，从限制政府权力、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自由的角度，来疏理中国历史。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些胡思乱想，并非定论，只不过尝试一下，又没有可能从自由的角度，叙述中国人的历史：
周王朝－－联邦制的雏形
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是周王朝，西周、东周加起来，有八百年。孔夫子一再强调他的理想是恢复周的政制。然而周之所以能够具有宏大的气象和延续得那么长，一个重要的宪政因素就是明智地处理了纵向分权问题，所谓分封制，或可视为一种最初级的联邦制度。它严格地限制了周天子的权力，赋予地方以相当大的自治权利。回头来看孔夫子，其洞察力何等高明，因为事实上，正是周建立了最稳定的治理模式。历代王朝的灭亡都是由于政府本身权力不受约束，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财政危机难以解决，高效的官僚机构也是高效的剥夺底层民众财产的机器，最终超出人民的忍耐力，而遭到暴力反抗。唯独周制透过纵向分权，避免了中央政府直接剥夺民众的可能性，因而，周很罕见地不是亡于人民的暴力反抗，而是亡于联邦权力过分地弱。
百家争鸣－－制度竞争
这种初级联邦制度提供了制度竞争的可能性。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制度竞争。正是在这种竞争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最良好的制度，哪个邦国的制度最自由、最能保护财产权，人们可以很快地看出。可惜的是，在这里，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弱，使得竞争最后以战争的方式来体现，战争的效率成为唯一的考量指标，结果，使秦的制度不幸获得了胜利，而不由赋予人们更多自由的东方的制度获胜，这是中国制度演进历史上的一大败笔。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自由，不过是制度竞争的一个附带产品而已。
西汉初年－－黄老的经济自由主义
秦的暴虐使它的统治迅速可耻地终结了。在地方势力、民间势力的压力下，新王朝奉行了一种具有强烈自由色彩的政策，最起码在经济领域可以看得非常明显。政府几乎取消了秦的一切国家统制主义政策，而实行自由放任政策。放开生产、贸易管制，甚至实行自由货币制度，私人可以铸造、发行货币。这种政策使汉迅速地富裕起来，人口也急剧增长。此后，政府一直试图限制经济自由，民间商人、地方势力和知识界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在漫长的政策争论中，基本上秉持自由放任政策的贤良文学与坚持国家统制的政府官员展开了激烈辩论。贤良文学从道德角度、从政治角度驳斥了政府的干预的论据。
这样的辩论与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处。贤良文学说，政府怎能与民争利？经商可能确实会使人民堕落，但政府如果经商并堕落难道不是更为重要可怕？
汉－－宰相与皇帝的分权、及行政、司法的分权
皇帝是天子，具有神圣的一面，宰相是政府首脑，有独立的行政权（是否类似于当代法国的体制？），必须对政府的行政活动承担责任。而司法权（御史大夫）又独立于宰相之外。这套制度是古典中国政制中最合理的设计。它使权力之间能够互相制约。一直到唐代，仍在积极探讨横向分割政府权力的问题，古人早就意识到了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构的危险。
汉－－如何约束皇权
董仲舒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面对日益膨胀的国家权力，他试图用一套超验的价值来约束它，试图用天道约束皇权，试图用道统限制政统。权力本身不能证明权力。权力必须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本身就构成对于现实的权力的限制。上天会通过异象向人间示警，皇帝则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因此，皇帝有所谓“罪己诏”。相比于自由主义的人民主权论的限制，这种限制并不更弱；只有极权主义政制中，权力才变成了自相授受且不受任何约束。
堡、家族－－保护人民免受政府的压迫
在魏晋南北朝的动荡时期，人民自卫而形成强大的家族武装势力，抗衡中央政府和军阀的暴政。对于家族制度，现代那些从浪漫主义而来的伪个人主义者多有批评，然而，面对国家的暴政，家族、宗族制度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障；同时在匮乏的时代，也为个人提供了必要的福利保障。今人在批评个人依附家族的时候，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依附于国家，成为更悲惨的被奴役者。
三武灭佛－－争取宗教自治的斗争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竭力争取实现自治，关于教徒见到世俗君王是否应该下跪，教内展开过激烈争辩。从印度、中亚传来的教会自治传统，在中土遭遇政府的嫉恨。因为教经常会庇护人民，使政府的权威大受冲击。于是，政府利用暴力镇压佛教组织，而教会组织历经数百年，也始终不屈服。这一段教会与国家的历史，前人均从儒家观点、或政府立场来研究，结论当然于教会不利。然而，这一段历史正是社会自治精神的最佳写照。
宋－－言论自由
宋代的政制何以会对言论自由有那么大的容忍度？两宋历代君臣何以会遵守太祖所制定的保护大臣、儒生言论自由的宪制？这种言论自由也确实促成了中古的一次伟大的文化繁荣。令人感叹的是，言论最宽松的这个王朝，却是史家所谓积弱时代。也恰恰是这一时代，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底层暴乱，这与言论自由之间有没有关系？
南宋－－民族危机的神话
近现代以来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神话是：中国已经处于民族危亡关头，为了实现富强，就必须动员一切资源，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必须实行专制和极权。然而，在南宋那个时刻面临危亡的时代，却并没有比北宋更专制，但却维持了比北宋更长的统治，民众也空前地富裕，思想、学术、艺术也空前地繁荣。那一套民族-国家主义的神话，基本上是近代处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为了自己获得话语主导权而炮制出来的垃圾，他们缺乏对于传统的体认和社会责任感，排斥哲学上的理性和政治上审慎，而诉诸最粗鄙的血与土地的感情，他们从原始的本能给国家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给予论证，从而为现代极权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在中古社会中，由于技术条件限制，这些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发言的机会，因而也不可能去鼓动那种野蛮的民族主义。
走出去的中国人－－争取自由贸易
明清两朝都严厉限制沿海对外贸易，而沿海民众对贸易禁令进行了长期的抗争。而事实上，政府的贸易禁令，并不能真正禁止贸易，既不能禁止商品的贸易，也不能阻止人民的自由迁徙，沿海（广东、福建）大量人口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迁往东南亚一带，并在当地建立了健全的社区和治理制度。他们的和平殖民为当地传播了文明、创造了财富，迄今他们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海外的农作物品种（白薯、玉米、烟草等等）传入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农业产量，改善了人民的营养，这是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条件。
基督教的传播－－争取信仰自由
人民有选择自己的信仰的自由。当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政府在享受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奇珍异宝的同时，却恐惧人民形成新的信仰，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信仰可能会危及其统治。于是，政府对皈依者进行镇压，而信众为了自己的信仰，也与强大的政府，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奋争。
清议－－抗衡暴政的舆论
丑恶的专制－－太监专权，遭到了舆论的攻击。知识分子应当是暴政的批判者，从两汉时代的清议到明清的清流，均系为抗争强权而活动。惟近代以来，以“社会的良心”自命、秉承欧陆传统的知识分子，却以社会、传统、习俗、个人的生活方式为其批判的对象，终令个人赤裸裸暴露在国家暴力之下，开拓了一条宽广的通往奴役之路。
绅士－－地方自治的主力
具有伦理知识和一定行政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财力的绅士，一直是约束基层政府官员的一支力量。他们也是县以下社区自治及城镇自治的领袖。他们尽可能地在社区内部处理纠纷，他们也为社区提供大部分的公共品（教育、道路、保安、社会保障等等）。到了清末民初，自治更提升到省、联省一级。他们也是推动现代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而现代所奉行的所谓强国政策使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令广大农村失去领袖，拥有相当自由的农民，只能沦为国家的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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