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他们都错了呢？仔细观察中国经济就会发现，和商务媒体的描绘比起来，情况远没有那么美妙。中国的成长率极大地夸大了，主要是由于虚报数字和大规模的赤字运行。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国内的企业，凡是以中国国内为销售市场的，没有一个不是拼命才能维持帐面平衡。中国经济受挫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和几乎不起作用的银行系统。"外商为自己造出连锁效应，"一位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专家说。"他们说服自己一定要到中国来，以免让竞争者把机会抢走，然后就忽略了基本的经济指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骨牌搭起的房子，一旦倒塌，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作为迅速苏醒之经济巨人的名声确实有一定事实基础。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进步令人印象深刻。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开始经济开放政策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上海生机勃勃，有几十家欧洲时装公司的分店。与此同时，北京则独具特色地在紫禁城里开了星巴克。中国的东南沿海已成为低投入加工产业的动力中心。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不足百分之十，其可消费收入已有高速的增长；城市的年度可消费收入已从１９７８年大约平均每户３４０元人民币（４１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几乎６，３００元人民币（７６１美元）。
不过，中国只是在经济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并没有革命性的跃进。中国政府声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每年７－１０％的增长率。然而，除了出口工业以外－－那是中国经济的亮点，但只占ＧＤＰ的２０％－－当局的数字却凑不到一起去。汤马斯罗斯基是匹茨堡大学开拓性的经济学家，他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里－－按理说是极高速的增长期－－中国遭受到通货紧缩、失业率上涨、以及能源使用的下降，这些趋势通常标志着低增长，要不就是进入萧条期。以能源使用的下降为例：中国以煤为主的工业向来不以节省著称－－在工业城市乌鲁木齐的夏日，我都难以看清街对面的建筑－－因此，说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使用着更少的能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查看能源资料、独立编汇的ＧＤＰ数字、以及其他统计资料，罗斯基得出结论，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１年间，中国有大约４％的增长速度，并非其政府所称的７－１０％－－已经相当不错了，但并不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好多少。比较而言，孟加拉国虽然不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动力的联想，但９０年代后期的平均增长速度是５％。何况，４％的增长率并不足以缓和伴随中国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型而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必须保持７％以上的年增长率，才能将农村地区的失业率控制在１５－２０％以下。
罗斯基的数字怎么会和中国政府的差这么多？最基本的解释在于，中国的国家经济统计数字是根据各省资料编制的，完全没有防止政治因素干扰的保障。当中央政府在年初定下本年的增长目标时－－比如说１９９８年，北京宣布８％的年增长率是一种"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就会编造出数字来凑这个目标。"中国统计仍然是基于前苏联式的系统，由每个省市向上报告数字，而不是由一个国家级别的组织做报告。很多我见过的基层官员都受到极大压力，一定要完成下达的指标，"《中国经济季刊》编辑斯达威尔说。仅２００１年一年，据国家统计局自己的数字，就有超过６０，０００起省市汇报假数字的情况。
其他重要的经济学家与罗斯基一样，怀疑中国官方报告的增长率数字。中国经济学家、作家何清涟说，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两年，她在中国南部曾去过若干省级办公室。当她向干部们了解本省ＧＤＰ数字和他们的计算方法时，很多人回答不上来；而那些回答上来的，提供的数字又都对不上。
私下里或面对特定国内媒体，甚至中国的领导人也承认存在问题。罗斯基等著名经济学家与北京国家统计局的官员闲聊时，经常被告知，政府里现在没人相信近几年的ＧＤＰ数字。大致浏览过去五年的中文报纸就能得到大批报道，与外电滔滔不绝的吹捧不同，这些报道都是关于经济停滞、工资下降、通货紧缩。（虽然中国媒体仍受控制，近些年来还是开放了许多，而且，某些具开拓性格的报刊，如《财经》和《南方周末》，经常刊登有关现存问题的报道。）甚至高层领导也了解虚报数字的问题。２０００年，朱容基总理大约可算是北京说话最直截了当的官员了，警告说"假造和虚报数字猖獗"。
类似的阴暗图景同样出现在对某些大公司运转的调查中，这些跨国公司或国内公司的生产都是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很多财富５００强声称其中国分部是公司增长的关键，－－确实有些外资公司如摩托罗拉等已在中国占领了相当重要的市场分成。然而，２００２年夏天，我了解了将近４０家锁定中国消费市场的跨国公司，只有两家－－酒业巨头ＳＡＢ米勒和快餐业巨头Ｙｕｍ！ Ｂｒａｎｄｓ （即肯塔基烧鸡和比萨饼连锁店的上级公司）－－同意提供他们在中国盈利情况的最基本数字。"如果这些外资企业正在中国挣钱，他们肯定会没完没了地吹嘘，"斯达威尔说。他相信，只有少于１０％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销售而能盈利，他的观点得到相当一些主要的中国研究专家的赞同。（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外销产品则是另一回事：很多都发展迅速。）其余的，据斯达威尔说，都遇到了过快、过大规模经营的问题，过高估计了中国的成长和潜在消费者的真实数量。最近，由于失业率攀升，个人消费实际上又在下滑中。
尽管说服外资公司公开他们在中国的经营实况可能很困难，要找到商务失败的实例却很容易。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于１９９９年做问卷调查时发现，只有不到１５％的回应者报告在中国经营了高于投资的回收，而这是有获利可能的最起码标准。每周数次，中国的报刊和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都会有关于又一家外资公司遇到麻烦的报道。去年春天时，随便检索几份《南华早报》和英文《远东经济评论》，我就注意到一篇关于百事可乐的报道，这个公司还从来没在中国赢利过，而二十年来在那里的投资已经超过５亿美元；另一篇是克利斯勒在北京生产吉普车的失败；还有一篇是美国在线与华纳公司在中国遭受的磨难。
重点的中国公司通常情况更糟。较小的私人公司则即使有合理的商务计划也几乎没有可能得到银行贷款，因为中国负债累累的银行系统仍然在集中精力维持国营企业。（结果，企业被迫依赖于本地区的非法高利贷；中国某些最大的高利贷放贷者是些老太太，他们提供资金给自己家庭成员办的公司。）据外资银行估计，由于这些与国营企业相关的运营，中国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都是呆账死账。据评级巨头史坦普尔估计，至少需要５４００亿美元才能重组中国的银行业。
由于可以轻易获得资本，大型国营企业常常成为上级管理部门资产重组的对象或是养活低生产率工人的废壳。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的中国专家，他估计腐败耗费至少中国年均ＧＤＰ的８％。中国的经济监管机构承认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型企业帐面数字是虚报的－－这是令人震惊的比例，不妨考虑投资者对美国证券市场的批评，那主要都是在今年多起公司丑闻之后，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不到５％的美国公司有虚报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贪污腐化的中国经理们使用他们从国营企业偷盗的资金建设着大规模基本无用的建筑，在东南沿海一带显示他们暴得的巨富。浦东的部分地区，作为上海最新的商业中心来开发，可是看上去就象一座鬼城。我走进过若干座崭新的建筑，由于无人租用，空荡荡的大楼里只有些警卫，把时间消磨在绕楼转圈或是吐痰比赛上。
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过度，中国公司的实际生产率正越来越下降。虽然《纽约时报》最近在比较印度和中国时对印度不看好，可印度在境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大约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却保持了只比中国稍差一点的增长率，原因就在于印度使用资金时更有效率。如今印度有在全球具竞争力的私营大公司，如Ｉｎｆｏｓｙｓ和Ｗｉｐｒｏ等，而中国还没有产生类似的跨国大生产企业，因为其最大的公司都是国营的，垄断着特定的产业，接受有保障的贷款，同时又大量浪费着资金。一位中国高级银行业官员注意到，这个中央大国还未能有力地进军到更具附加价值的产业中；即使是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也多半不过是再出口而已，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提供劳动密集的加工工业。
无力创出更好的公司，中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即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以经济表现的效率来衡量各经济大国）已在近五年里从第２１名下降到第３１名，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在向效率和竞争力都更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韩国按说是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排名却从第３６位上升到了第２７位。随着效率越来越差，中国至今仍无力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给数百万正在离开农业部门的农民就业。虽然公安警察力量力图阻止失业工人在国内旅行，人们仍然在寻求机会，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站在上海一个购物中心外边，里面是欧洲时装精品店，我在买苹果，而卖苹果的是一群寒酸的无业农民，远离他们家乡的村庄。可我的苹果还没买完，就被打断了，警察凶猛地抓住这些盲流并开始殴打他们。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者正在减少消费额，中国的国营企业正在减少生产力，而外资企业又正在努力于至少挣一点点钱，这个国家的经济怎么可能在增长呢？不断输入的境外资本起了作用：根据咨询公司迪劳得托切的调查，９０％的在华外资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扩大经营。更重要的，和前苏联一样，中国的增长高度依赖于大规模国家消费。中国在过去两年里有着创记录的预算赤字，在２００２年的前三个季度里，政府开支上升了将近２０％。"邓小平改革的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