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农问题
农民的穷苦、农业的危险、农村的败坏，不是因为农民懒惰无能，而是来自共产党无节制的压榨。李昌平在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中，以他的亲身经历哭诉到，农民的负担重如泰山，农民无论种不种地都必须缴纳人头税、宅基费、自留地费，80岁的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也不能例外。经常有老人跪在他面前求个说法：“李书记，你说说看，中国有哪朝哪代，要我们80多岁的老人交税的？”有很多老人痛哭流涕的向他表示，为了免除儿女的负担，都宁愿早些死。中国历代王朝，除了极少数暴政之外，对60岁以上的老人向来免税。
据李昌平介绍，他们乡“基本农田60，000亩，1999年平均亩产900斤，粮食销售价格每斤0.4元，每亩上交负担230元，生产成本170元，平均每亩亏本40元。这就是说，我们乡40，000农民一年辛辛苦苦不仅没有收入，相反还要贴上自己在外卖血卖肉的血汗钱240万元。这样下去，农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条啊！”由于种地亏本，地无人种，摊派费不断上涨。农民真是苦不堪言。“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涨，唯望天地哭”。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破产，换句话说，靠务农为生是赔本的。研究资料显示，在未来五到十年之内，境况不会改变。由于中国农产品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以上，入世贸之后，中国农业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二、失业问题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推算，中国目前城镇失业人数是6500万，占城镇劳动力的30％到40％。但是，这还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据何清涟透露，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失业人数的统计口径是，平均每天工作一个小时，每个月工作三个工作日就算就业。据王绍光介绍，因为中国的结构调整，最近五年，中国城镇失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1000万以上，累积人数比法国的总人口还要多。
在中国，失业人数是专指中国城镇的‘下岗工人’。而巨大的农村失业人数，从来没人提。中国的农民没有下岗的问题，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上过岗。据亚洲开发银行推算，中国农业从业人员4.99亿，2002年中国农村实际需要劳动力1.9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在2亿以上。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如此巨大的农业盲流人口将是中国的动乱之源。
三、腐败问题
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没有民主的监督和制衡，腐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中共也实施了很多防治腐败的措施，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胡鞍钢去年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介绍，根据经济学的寻租理论和官方披露的腐败事件以及有关数据，按最保守的的方式推算，在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GDP总量的13.2%－16.8%。
中共智囊康晓光认为，腐败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现象，反腐防腐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理由是，共产党是为自己的权势而统治，为了维持统治，在客观上需要一个所谓的政治、知识、商业精英所构成的三角同盟。康晓光说，中共为换取商业精英的政治支持，不仅对他们开放正常的商业机会，而且允许他们通过腐败的方式发财。他为中共提供的行动策略是：“资产阶级最喜爱的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比民主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专制。”当然，康晓光同时也建议，中共的官僚应该‘有节制的’腐败；富人要仁慈和明智，对中国的大众，应该‘有节制的’压榨，不要太残酷、太贪婪。问题是，有什么理由指望这些已经贪婪成性之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
四、两极分化
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据经济学家程晓农报告，从发展策略来说，中共已经放弃了全局发展策略，对内地农村和大多数内地城市实际上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主要的政策和仅有的金融资源都用来发展几个‘橱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靠这些‘橱窗城市’来吸引外资，而对其他地区则弃之不顾。有些学者称之为‘样板戏策略’。
这样的发展策略，使本来由于社会制度所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变得更加严重。正如胡鞍钢、王绍光、丁元竹在《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不稳定》中所说的“收入愈来愈不平等，社会愈来愈不公正”。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资料计算，1988中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是0.35，目前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Gini）用来描述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最平等的状态是0，最不平等是1。
五、谁的稳定
康晓光在《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共不代表任何人的利益，只代表他们自己。并不象江泽民‘三个代表’所宣称的共产党还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康晓光的原话是“执行统治任务的党政官僚集团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即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文章中，康晓光十分明白的叙述了共产党的稳定是如何维持的。他指出，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不必然导致政权垮台，中共维持政权也无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共稳定统治的关键就在于政治统治、控制和镇压机制。他分析了中共政权稳定的两大秘诀。
第一，通过几十年的经营，中共已经成功的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中共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共，中国将成为权力真空。这就迫使中国人民必须接受这‘唯一的’政权，中国不存在‘唯二’、‘唯三’的政治力量，无论这个政权有多么恶毒，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中共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已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镇压力量。康晓光很有把握地说，“目前，‘党指挥枪’的列宁主义原则依然得到有效的执行，凭借现代暴力机器，政府具备了镇压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康说中共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对执政党来说，政权就是一切。为了政权的稳定，中共已经逐步放弃了意识形态对‘私人领域’的侵占，取而代之的是对‘公共领域’实行全面的、绝对的控制。一切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工会、农会、商会、宗教团体、媒体都被坚决取缔，一切其它异己的政治力量都被悉数镇压。
六、稳定的代价
由于自私、麻木和缺乏同情心，中国的普通民众很少关注与自己的直接利益无关的事务。一般来说，他们不象西方有些民族那样，为了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问题去担风险跟当政者过不去。甚至，即便穷一些，只要还能过得去，他们也不会轻易反抗。但是，什么事都得有个限度。近年来，从农村到城市，民众的局部反抗不断发生，而且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引起他们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不平等、极度的贫困和腐败。面对自己日益恶化的处境，面对日趋疯狂的掠夺和腐败，面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常言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为了缓解民众的不满，胡鞍钢、王绍光等人建议政府应该设法减少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负责地解决民众的疾苦。而康晓光则认为政府不会真正去解决问题，原因是由于中共政治体制的本质缺陷使得这些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他相信，政府目前的理性选择就是精致地控制不满和严厉地镇压反抗。因为，大众只能发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的行动。这类反抗虽然此起彼伏，但只能给统治者制造一些麻烦，却难以对政权造成致命威胁。据报道，这些年来城市、工矿的工人抗议罢工不断。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每年有几千起之多，以陕西兹州县、湖南道县和江西风城县为最大。其中，2000年的江西风城县四万多农民暴动，捣毁了多处政府机关及官员住宅，但是也就坚持了五天就被镇压下去了。有关资料显示，仅1999年退役军人上访、闹事的就有七万三千二百余人次。最著名的是2001年三月份，来自河北省九个地区的2000多名退役军人的暴动，据说有强大的军方背景，但是，面对中共武装到牙齿的三十八军、二十七军，这些散兵游勇仍然不堪一击。
康晓光坦言，这样的统治是不义的，但是即便不义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只要以更残酷和更精致的方式将所有的不满和反抗镇压下去。在康晓光的实证描述中，威胁稳定的群体是中国普通的工农大众。维持稳定就是镇压大众。谁都知道他们不是坏人，他们的要求也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为了政权的稳定，必须坚决予以镇压。要知道，滥杀无辜，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种反人类的暴行。
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普通大众真的需要这样残酷、不义的稳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