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短短的三句话告诉我们，时至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即使到2030年，中国也仍然会有8亿农民留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
中国的农村，已经走过了“一镢头刨出个金娃娃”的大包干时代，盘根错节的农村问题，使任何一项改革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味。专家指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老老实实地了解实际情况，研究现实问题。所以，尽管“向农民道歉”多少有些理想主义，但若是真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做到真正去了解农村，去解决问题，总比坐在办公室里空等着“政策”强上许多。
2000年11月25日，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因交税纠纷发生了数百名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事发后，当地发生了这样奇特的情景：“一些农民害怕报复，吓得春节也不敢回家；各级干部也轻易不敢到村里去。”
难得的，这一事件没有以农民被“报复”告终，2001年4月9日，马银录率领12人的工作组进驻器休村，了解这一重大事件背后的原因。也许工作组在刚进村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了答案，他们听到村民们这样议论他们－－“一帮狗东西”。
陕西省白水县组织部长马银录，在当地一个农村呆了96天，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向农民道歉》。这本书作为内部资料在干部中流传的时候，“不少人潸然泪下”。
当时被感动的还有众多网友，人们称赞这位难得一见的组织部长，不仅调查了事实，说出了事实，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也同样有人当时质问，象马银录这样的官员，中国有多少个？有人深思，除了“向农民道歉”，马银录还能走多远？
写这篇文章时，马银录已从陕西省白水县组织部长任上离开半月有余。
“我现在在家呆着，”电话那头传来马银录萧瑟的声音，“前不久县里换届，我不再担任副书记、组织部长。下一步准备去一个省直机关，不担任实际职务。”
马银录在白水县整整当了3年的组织部长，其间的经历被人总结为“成也一句话，败也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马银录在真切地看到了农村的现实状况后喊出的一句口号－－－“向农民道歉”。
提出这句口号时马银录正以县委工作组组长的身份驻扎在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此前，农税干部在该村收税时与村民发生纠纷，当天晚上，农税干部带着十几名警察和两辆警车来到村里，强行带走了村民家里的4口人，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救人，几百名农民冲进镇政府，酿成了“11·25”恶性事件。
随后，马银录率领工作组进驻器休村。在器休村的90多个日夜里，这位从部队转业的组织部长被农村的现实震惊了，他看到了农村之难、农民之苦，看到了时常发生的收税纠纷后面是农民沉重的负担，是农税干部在任务重压下变形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出于责任和感动，马银录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了“驻村手记”，总的题目就叫《向农民道歉》。手记的开头写着这么几句话：“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几次坐着起不来，几次咬牙捏拳头，几次掉泪恨自己。”
马银录说：“接触之后才知道，没有一个农民是真正想闹事、想和政府作对的。干群关系出了问题，根子往往在干部身上。”用“道歉”的形式，马银录缓解了器休村的干群矛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里的一些问题。
马银录说：他提出的“向农民道歉”并不是仅仅只就“11·25”事件而言，也并不是只针对器休村的农民。实际上，整个中国的农民都享有接受道歉的权利，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马银录用行动证明了道德努力对于改善干群关系的可能性。
当外界对马银录纷纷予以关注时，白水县内部却是另一番情景。据了解，当地领导在正式场合并未对马银录的做法给予肯定，有的人本来想帮器休村解决点问题，一看上面没表态，便不敢再做了。还有的领导公开表示对“11·25”事件持保留意见，在今年的大会上更有人提出要用“三铁政策”（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收税。
一位知情人说，马银录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当地原有做法的否定，因此在后者占主流的情况下，他的空间越来越小是很自然的事。从这个角度说，他在换届时调离白水县也是意料中的事。
后附：一位组织部长眼中的农村现实：我们要向农民道歉（2002年8月9日10:37 南方网-南方周末）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容易满足、最谨慎安分的一个群体。李百军
□本报驻京记者 邓科
2001年9月，一本名为《向农民道歉》的内部资料在陕西省县级以上干部中间流传，不少人看了潸然泪下。
这本书的作者叫马银录，时任陕西省白水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2000年11月25日，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因交税纠纷发生了数百名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
2001年4月9日，马银录率领12人的工作组进驻器休村，至7月14日离开，共驻村96天。其间经历了从一进村被村民骂成“一帮狗东西”，到离开时村民们捧着鸡蛋苹果流泪相送的过程。
在这90多天里，马银录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每天的所做、所见、所感，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人缘、族缘和干群关系，反映了中国最基层的现实和矛盾，反映了农民之苦、农民之难、农民之善。
近日，这本书正式公开出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银录说；“接触之后才知道，没有一个农民是真正想闹事、想和政府作对的。干群关系出了问题，根子往往在干部身上。”
他说：“我们要向农民道歉。‘道歉’，是明确责任、解决矛盾最有效的方法。正是靠这个，我们才很好地解决了‘11·25’事件反映出的一系列的问题。”
“向农民道歉”，是在“三农”背景下一线工作的从政者自我反思后提出的一句响亮的口号。
进村：群众为何如此恨我们
对于“11·25”事件，新华社在后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11月25日，西固镇收税干部与器休村一户农民发生冲突。当晚，镇派出所警察强行将4个农民抓走。数百名群众闻讯后赶到镇政府，冲击派出所，救出被抓农民，酿成影响恶劣的‘11·25’事件。事后，一些农民害怕报复，吓得连春节也不敢回家；各级干部也轻易不敢到村里去。”
此后，西固镇曾先后两次派干部前往器休村试图处理此事，但群众对立情绪很重，干部“无功而返”。
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马银录受命率县级工作组进驻器休村，试图彻底解决这里的问题。
为了避免激化群众的对立情绪，工作组没有乘坐专车，而是一人背一个行李包乘坐城乡公交车来到器休村。没想到的是，一进村他们就听到了这样的对话：“这伙人是弄啥的？”“一帮狗东西。谁知是弄啥的。”
马银录说：“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群众为何如此恨我们？”
工作组12人按照事先的安排分别住进了五户农家。临行前工作组规定：自带被褥，自带伙食费，每人每天5元，先向房东预交10天50元伙食费。并且制定了纪律：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不能做对不起群众的事。
晚饭时分，工作组两位同志来到马银录住的农户家。
马银录问：“你们吃饭了吗？”“没有。”“为什么？”
原来是主人肚里有气，不愿做饭给干部吃。
过了一会儿，工作组的其他成员也来了。大家反映，有的主人热情，有的主人冷淡，问是不是又打人抓人来了？
马银录说：老百姓有这些想法是很正常的，那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和村民拉近距离，让他们不把我们当“敌人”看。我们觉得，光追究几个闹事村民的责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我们到村里来，就是要了解事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在哪里，干部在这中间应该作什么样的反思，怎样才能彻底解开干群关系中的“疙瘩”。
工作组原计划用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工作，但没有想到的是，器休村问题的复杂性大大超过了预料，他们一呆就是96天。
现实：农民之难
工作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家串户了解农民们的情况。
让马银录震动的是，一些农民生活的困难程度达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任组织部长之前，马银录一直在部队工作。他说，一直以来他对农民生活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各种宣传报道，这些报道给他的印象是：农民应该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转业后他负责组织工作，同农村接触不多。这次深入到最基层，他才真切体会到了农民之难。
在村民武来贵家，马银录看到他没钱用电，点蜡烛点了20年；在村民董自怀家，马银录看到他几乎是借钱度日，连1.2元的借款都清清楚楚地记在账本上。
马银录写道：“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几次坐着起不来，几次咬牙捏拳头，几次掉泪恨自己。”他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了他们，但他知道这些远远不够。
进村第三天，即4月12日早晨，工作组成员聚在一起开了第一个碰头会，交流自己两天来的所见所闻。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杨永生说：我们盖自己的被子，交伙食费，到群众家走访。一些群众说，这才像共产党的干部；但也有一些群众说我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煤炭局党委副书记张新发说：今年苹果形势不好，一些青年准备外出打工，并放出话说，走时要放“起身炮”，就是要放倒原来在税收纠纷中打过群众的人。
许道乡副乡长贺文生说：我走访了4户，3户人家很热情，说早就盼着我们来。说村干部心太黑、手太长，不整整他们，就没有群众活的日子。另一户人家，是南槐队的，不相信我们，说只有中央来人才能解决村里的问题，你们能干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有些群众说我们是抓人来了，收农特税欠款来了，卖狗皮膏药来了……
马银录说：“碰头会后，我们决定，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告诉群众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来干什么，免得群众猜测、议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村民大会：转折点
村民大会在村部召开。村部铁门锈迹斑斑，院中间刚扫过，并用白灰画出4道线，分别写着联合队、东头队、南槐队、前槐队、后槐队。
11时多，村民陆陆续续来到这里。只有个别人呆在划定的区域内，绝大多数则坐在、蹲在、站在墙两边和大门外。
马银录用话筒叫外面的群众进来开会，可是只有个别人响应。
没有办法，马银录只好讲了起来－－－
大门口及外面的群众不进来也行，因为我们是群众大会，来去自由。今天的大会，是临时决定的。开会前，有些同志就阻拦我，说不能开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村有“炸会”（指起哄闹事使会议不能正常进行）的历史，两年来，就炸过8次会，其中一次差点出人命，说是把4张桌子、8条板凳都踏成了渣渣，并把乡上的一名干部撇了一砖，人没受伤，但把窗玻璃打碎了。有人担心把我也会被撇一砖，我说不要紧，咱们前世无冤，现在无仇，群众不会向我撇砖。
我们来器休村干什么？
1.不是来抓人打人。这两天，有些群众传说，我们是抓人的，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抓人打人，但是我们可以管抓人打人的。不管是什么人，不能随便抓人打人。如果有人抓人打人，你们直接找我。我就不信，我们工作组在这里，谁还敢随便抓人打人！如果真有此人，我领着大家打官司。
2.我们是来进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的。中央、省委、市委、县委都先后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以解决我们村班子不健全、制度不落实、运作不规范、财务不清楚、村风不正等问题。
3.我们是来征求意见的。征求对县上的意见，征求对乡镇的意见，征求对村干部的意见。
4.我们是来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你们有什么忧愁，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共同商量，或请求有关领导、部门帮助解决。
下面，我讲讲我走访董自怀一家后的感受。大家知道，董自怀一家住在村西头。他本人有胃病，骼膊受过伤，不能干重活。他媳妇叫葡萄，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上五年级，一个上三年级。昨天上午，我们去他家，看着特别凄惶。两扇大门很旧很烂，用铁丝拴在两根粗细不一的木桩上。院子不大，房子很小，吃的饭很简单。现在欠款7000多元，每笔欠款都记得很细。其中借人家的1块2毛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课本费，几次让学校挡在门外，不让上学。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1999年11月23日晚上，一位农税干部元，每笔欠款都记得很细。其中借人家的1块2毛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课本费，几次让学校挡在门外，不让上学。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1999年11月23日晚上，一位农税干部嫌葡萄交税少，竟把她打得满嘴是血……这还不够，又和镇上另两名同志封了葡萄家的门，让孩子无处吃饭。如果被打的是我们的父母兄妹，封的是我们家的门，我们有何感想，我们能容忍吗？可当时在场的其他镇上干部、村上干部为什么不管？有的还帮着打，有的还讽刺挖苦，这些干部别说没党性，连人性都没有！
为什么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呢？我们县上有责任，我们镇上有责任。那我们村的干部、党员有没有责任呢？谁有责任谁承担，谁有问题谁检查。要登门向群众道歉。对不承认问题的，不登门道歉的，要严肃处理。我就不信，我们县委处理不了几个打群众的人。
马银录的话显然有了效果。一些群众说，我们村开会从来没见过人拍手，那天怪了，给马部长就拍了5次手。还有的说，从西安、渭南请来的秦腔名角唱戏也都没拍过手，那天确实怪。
工作组副组长说：“我还看见，会上不少群众掉了泪。马部长讲葡萄挨打时，确实很气愤，也动了情，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掉了泪。”
这次会被马银录称作“转折点”，此后群众的对立情绪逐渐淡了下去，工作组不再被看作“一帮狗东西”。
农村矛盾为何产生
通过调查，工作组深入了解了器休村的情况。
器休村的矛盾是在1998年后逐渐暴露出来的。这个村的主要产业是种植苹果，1997年以前经济状况较好，曾是白水县10个农业特产税上交大村之一。1997年后，由于果树进入老化期，再加上连年大旱、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大幅下滑。有的家里供不起孩子上学，有的不得不贷款交税，有的在春季揭不开锅。
“这个时候政府对农民的税赋也进行了下调，但是下调的幅度跟不上农民减收的幅度。”马银录说，“因此就出现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农民没钱交税，另一方面税务干部又必须完成指标。一些干部就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干群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
器休村女党员白琴钗说，村里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曾一亩地交税600元。那时交税大家排队交，税收任务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现在税少了，逼着交也没人交。什么原因？群众收入下降了，交不起。
但是一些干部没有认真对待这种变化。器休村党支部书记王玉田对马银录说道：“我们镇原党委书记×××在全县召开的农特税动员大会上表态，要用‘三铁政策’收税，我开始没听懂，又听到他解释说，就是要用‘一副铁心肠，一张铁面孔，一双铁手腕’收税。当时你们县领导听了不知是啥感想，反正我听了很后怕。后来事实也确实证明了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包村干部来了开着警车，一个从村东头叫，一个从村西头叫，吓得一些群众、孩子至今一见警车或听到警车叫就哭。”
马银录说，这种简单的工作方式使矛盾逐渐积累，后来就发生了令人痛心的“11·25”事件。
在同村民的接触中，马银录感到其实没有一个人愿意故意闹事，农民是容易满足、最谨慎安分的一个群体。
反思
白水县县长雷超武在听了工作组的汇报后说：我原来没想到，器休村存在这么多问题，感到震惊，心情十分沉重。我身为一县之长，负有领导责任。去年之所以出现打砸派出所、镇政府事件，是由于以下七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基层组织建设薄弱；二是干部作风粗暴；三是税赋负担不公；四是群众生活困难；五是各种矛盾交叉；六是群众情绪浮躁；七是干部反应迟钝。农税干部几次打人，为什么？如果打的是我们的父母兄妹，怎么办？我们都要反思这个问题。
马银录说，我们进村后，通过深入农户，走访群众，发放意见表等形式倾听群众呼声，感到问题虽然发生在村上，但根源在镇上。
但当时西固镇的干部并不这样想，他们以为工作组是来帮助他们教育批评村干部和“闹事”村民的。
对此，马银录和工作组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在苹果效益好的时候，器休村70万元的税10天就顺利完成，这能说群众是不愿交税，甚至抗税吗？近几年苹果市场行情不好，自然灾害多，群众收入大幅度减少，是不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味强调完成税收任务，收不上税就动硬的，“收拾”群众，群众能没有意见吗？群众在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甚至人身安全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做出了出格的事情，我们能一味责怪群众吗？我们不从实际出发、与群众“对着干”的做法，能代表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吗？
在这些尖锐的问题面前，经过对照检查，西固镇干部“我们是对的，群众有问题”的认识被工作组“扭”了过来。2001年5月26日，西固镇领导及农税干部一行7人来到器休村，逐户向近年来在征税中受到伤害的群众真诚赔礼道歉。马银录说：“这一道歉，说明我们的素质提高了；这一道歉，器休村存在的突出问题就能解决好；这一道歉，农民的气顺了，就有精力去生产，就有精力抓收入。”
对类似“11·25”事件的处理，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原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栗战书所说，农民一肚子苦水，一肚子委屈，一肚子愤懑，咱们干部也有。办法硬了老百姓闹事，完不成任务（干部）要被批评。但首先考虑谁呀，是老百姓还是干部？
在“11·25”事件的后面，器休村多年来一连串的老问题被暴露出来。由于村组织不健全，财务混乱，器休村内部的干群关系也很紧张。有群众用汽油烧过干部的门，砍过干部的苹果树，也有干部用刀捅过群众。
农村问题主要是财务问题。几年来器休村的账目混乱不堪，几任村干部都称自己为村里办事垫付了钱，群众欠他们的，加起来有26万余元。一些干部把村支部、村委会的公章扣在自己手里，扬言说：“要公章，拿钱来。”
没有公章，村里很多事就无法开展，群众对此很不满，问道：“干部家不是银行，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垫出来？再说，他们也没给村上办什么事情，怎么就花了那么多钱？”
显然，器休村要走上正轨，必须先把账目弄清楚。工作组从10年前的账开始查起，把账目一项一项公布出来。这个工作由于涉及的时间长，人数多，阻力大，进行得异常艰苦。
但很显然，它合乎民心。
马银录在一次会上曾提到自己牙痛，会后他正要往外走，一位老人挡住他说：“你等一下，我给你说两句话。”
他们走到一边，老人说：“我儿媳妇饭做得好，请你到我家吃饭。”
马银录心头一热：“谢谢您！”“你可要当心身体。牙痛不能咬，我让儿媳妇给你把饭做软些。不能老吃方便面，你想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我让儿媳妇给你做。我们器休村的事难办，不能着急。”
马银录说他当时就掉泪了，“有了这样的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呢？”
经过努力，工作组把1991年以来担任过村干部的21位同志的账务全部公布上墙，搞清楚了钱款的流向，让村干部退出了侵占的集体资产。群众拍手叫好，有人还写诗赞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村里还选出了新的两委班子。
工作组在器休村共驻扎了96天，7月14日是他们返程的日子。马银录说，他们打好行包正准备离去，突然看见村干部和群众敲锣打鼓，拿着写有“人民的好公仆”、“农民之友、百姓知音”、“为党争光、替民解难”等字样的锦旗、牌匾前来相送。有的群众还拿来了床单、鞋垫、鸡蛋、苹果等物品。
马银录后来写道：“我们无法承受这隆重的欢送场面，个个泪流满面……”，“我们哭，群众哭……”，“我们不让群众送，群众却拉着我们的手不让走……”，“我们只好向群众再次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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