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黑背井离乡
在老家连云港市锦屏镇已无立锥之地的王生志，在上海媒体朋友的帮助下，被关照到了沪西江桥批发市场做市场管理工作，每天下午2时30分上班，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时。记者见到王生志时，他刚刚睡醒，一脸疲惫，眼神孤寂、忧郁。他说，曾在电视上看过一部电影《极度孤独》，他现在就有那种孤独的感觉，“没有人可以聊天，社会已经不要我了。”他沮丧地说。
从1991年到2002年，王生志打黑10年，协助连云港公安破案70多起，却一直不被当地社会承认，民间舆论反而认为他是“黑社会”的大人物。因为，他每次随犯罪团伙被抓(其实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每次都有办法“混”出来。“不明不白得久了，我也就‘黑’了。”
为弟弟踏入“黑道”
1992年春节，弃学回家的弟弟和几个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在家打牌赌钱一直到晚上，大家就凑在一起闲聊，一个江苏沭阳县人对王生志的弟弟说，江苏东海县最近来了一批“大新安”(假钞)，有个叫赵宜春的可以搞到一些，你要不要？王生志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要把弟弟往大牢里送吗？
为了一探究竟，趁弟弟到北京的姐姐家玩的时候，王生志独自一人来到东海县，找到了赵宜春。赵让他找一个叫吴义民的人，吴义民却让他到山东平邑县涝荒村找一个叫李京坤的。去还是不去？王生志足足犹豫了3天，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山东。
找到李京坤，他要王生志帮忙销一些大烟。
考虑到无法替李京坤销售大烟，王生志只好返回连云港。
查假钞，居然查到了毒品，这着实让王生志吃惊不小。接下来的一年里，王生志自费到过山东6次，第七次到李家时，王生志担心出事，便给国家公安部写了一封举报信。王生志回忆说，那一次害怕得要命。为了保持警惕，每到下午他就拼命喝水，睡觉时就可以被尿憋醒。就这样，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3天，李京坤总算领着王生志看了他们造假钞的纸张，并给了他两张面额分别为100元和50元的假钞。当晚，王生志揣着这些证据和仅有的50元钱，取道滕州，赶往北京，来到公安部。
之后，山东警方端了那个制造假钞的老窝，抓获了30多人。
从此，王生志打黑一发不可收，“‘进’了黑道的门，就好像打不完了。”从1992年到1994年，王生志完全“踏入”了黑道。“当然我不是进入黑道，而是打击他们，影响那些出入黑道的人，扭转他们的命运，摸清他们的犯罪规律，自己还须清清白白。”王生志破了多起假钞案，却没动过什么歪念头，按他的说法，要这么做的话，早就可以在上海买大洋房了。
打掉了“饭碗”
王生志曾是锦屏镇政府的聘用干部。因为打黑，王生志经常跟黑道的人混在一起，在镇领导和村里人看来，他由一个积极要求进步即将入党的好青年，变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他不安心在家种地，隔三岔五地往城里跑；他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行动诡异；还有人说他因为与小偷、流氓和犯罪分子打成一片，被派出所拘留过。领导为此经常教育他。“我说我没有做坏事，他们就说没有做坏事怎么被公安局抓了，我还能说什么呢？”王生志被镇政府派回村里工作。一年干过来，王生志还是继续破案。没多久，村领导说他工作经常迟到，不务实，又把他调到队里，做小队长。“当小队长也管300多户人，千把亩地，日子过得也不错，就像个小管家。”干小队长的时候，王生志还是继续破案。到1999年，小队长的职务也被撤了。“他们不要我了，说你破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本来就不是你的事，公安都破不了，你去破什么案。”“说心里话，当时我是想不通的，我是实心实意凭做人的良心，真正想为社会做事，为什么你地方上的小干部、小官僚就不能够理解呢？还说我是在鬼混。”王生志继续打黑。
打掉了家庭
但是，此后王生志开始陷入极度的痛苦，那就是：众叛亲离。
“地方上，小官的一句话就可以影响所有的人，老百姓都误解我。”王生志显得很无奈。对于王生志为自己的辩解，村里人觉得根本不可能，你王生志有那么大的能耐吗？那些重案要案，自有公安部门办理，哪还用得着你来插手？在他们看来，如果探案是一桩生意，那倒还可以理解，然而那种活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要倒贴钱，甚至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好好一个聪明人，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呢？大家都觉得他怪异，对他是能避则避，能躲则躲。
打黑确实没给王生志带来什么好处，倒是让他赔进了不少钱。为了多摸些情况，王生志经常自掏腰包招待那些“黑道”上的人，事后却找不到地方报销。就这样，家里的积蓄花光了，他就找人借，背上了6000多元的债。王生志没有止步，还是不断为打黑花钱。有一次，为了稳住一个盗车集团，他卖掉了妻子陈燕的陪嫁自行车，后来又卖掉了手扶拖拉机。还有一次，为了解救17名被拐妇女，他又借了2000元。
“2000元钱就可以让17个家庭团圆啊。”然而，王生志自己的家却破裂了。一次一次的借债，妻子陈燕的怨言也一分一分地增加。
1999年，忍无可忍的妻子决定离婚。她哭着对王生志说，你是个绝对的好人，但跟上你这样的好人就没法过日子了。
离婚时，王生志把十几亩地和房子都给了妻子，只带走了一包书和一包衣服。
离婚后，王生志还是继续打黑。竟然有一次，他查到了自己弟弟身上。
2000年，他的弟弟非法集资，骗取了35万元，王生志知道这事后，就帮受害人调查取证，并在法庭上为受害者作证。在有力的证据面前，弟弟不得不承认事实，交出了集资款。打那以后，除了远在北京的二姐，母亲、大姐和妹妹、弟弟都与他断绝了往来。
“我不后悔，但最对不住的是自己的孩子。”王生志眼里噙着泪水说。王生志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离婚后，法院判他每个月支付300元赡养费，到现在，王生志欠下了3年总共1万元的生活费。
1万元，对于王生志不是一个小数目，“慢慢还吧。”村里的孩子在大人的影响下，都远离王生志的孩子，说他们是坏人的孩子。这让王生志感到愧疚不已。有一次，在马路上，他和自己的孩子擦肩而过，却没敢叫他们。
去年12月底，王生志回去看过儿女一次，他打算在春节前再回去一次。
还要打下去
没了土地和工作，失去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和亲人的帮助，王生志的生活变得愈加窘迫。最苦的时候，他只能吃发了霉的米，至于放了油的菜是想也不敢想。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对打黑仍是念念不忘。有一回，他在街上听到一个人用“黑话”嚷嚷着，意思是要纠集人来一次大规模的洗劫和凶杀，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通知公安局，前后打了4次，花了1块6毛钱，而当时他身上只有两块钱。“我眼里就是容不下坏事、脏事，一看见有人做坏事，我就有一种压制不住的冲动要去制止他们，这就跟有些人有洁癖一样。”说这话的时候，王生志捏了捏拳头。
到上海已经3个多月了，王生志说，已经慢慢适应了都市生活。“人总是要实实在在地过日子，肚子饱了，才好去做有益的事情。”王生志表现得很坦然，“不过，有机会我还会去打黑。”王生志现在工作的沪西，和他的家乡一样，也是城乡结合部，比较混乱。来的第一天，王生志就想出去“转转”，结果被朋友劝住了。两三个月下来，王生志说，现在已经基本摸透了这一带卖黄碟小贩的情况，在上海的“打黑”可能会从这一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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