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什么权都可以不要，但军权则决不松手。他要学邓小平，但毕竟是东施效颦。邓小平虽不放军权，但立足点则是“退隐”，所以他才不在乎什么名分，甚至愤怒于“垂帘听政”被曝光；江泽民则完全不同，他牢牢地把住枪杆子不放，则实实在在是恋栈，因而他才斤斤计较于排名，生怕世人不知道他是当今太上皇。邓小平当年不当第一把手，是他自己不干。他的这个不干，是基于对自己权威的自信。而江泽民如今不当第一把手，则实属一种无奈。如果按照他的心愿，他还真恨不得把权柄牢牢攥到上西天的那一天。他在中共十六大前后的一切表演，其源盖出于缺乏自信，这与邓小平恰成鲜明对照。
是的，诚如本刊上一期社论所言，枪指挥党是比党指挥枪更大的历史倒退。然而，无论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它们又统属那种与宪政文明格格不入的现代化史前文明即专制文明。江泽民如今使出浑身解数要复辟终身制，复辟老人政治和复辟个人崇拜，凭借的就是这个专制文明。也只有在这个专制文明中，他所期望、所依托的有了枪杆子就有了一切，保住枪杆子就保住一切的政治格局才有生存空间，才会发生作用。倘若胡锦涛仍然囿于这种现代化史前文明，那么，他除了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当几年儿皇帝和与江泽民比赛寿命以外，其挥洒的余地就实在有限，即使他祭起“党指挥枪”这杆貌似正统的党规党法大旗，也莫不如此。因为，一来“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一样同属强权政治，常常互为表里；二来，中共虽然一直有着“党指挥枪”的法统，但也不乏“枪指挥党”的传统。所以，胡锦涛除非不想作为，除非仅仅满足于他已扮演了十几年的“小媳妇”角色，否则，他就必须另辟蹊径、避实就虚，突破重围，去另寻新的战略制高点。
胡锦涛找到了这个战略制高点，它就是：树宪法权威，反逾宪特权。
说到底，以军权干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使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也是国家之乱源，社稷之灾星。如果今天的中国要避免这种灾难，不想沦为南美、南亚、非洲那些动荡不堪的三、四流国家，就必须坚决而果断地斩断这条乱国乱民的祸根。江泽民以为只要他手握重兵，他就是太上皇、他就是袁世凯、他就是西太后，整个中共中央，整个中国政府就都是为他跑龙套的戏班子。很可惜江泽民生不逢时，这个政治侏儒身子虽然进了二十一世纪，但却把脑袋留给了上个世纪，他还在那里作他的黄粱美梦。他哪里知道，这样的强人政治在新世纪的中国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中共几可说从无尊重宪法的传统，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那毕竟是长期受“打天下”法则所累，且早就应当改弦更张的了。何况，今天江泽民已经将胡锦涛逼到了一个死胡同，如此一来，胡锦涛及其所代表的中共新一代，即使是单单为着自身生存计，即使是单单为着杀出重围计，他们也不得不高擎宪法的大旗、大树宪法的权威、挥舞宪法的利剑，重铸宪法的神圣。如此一来，在中国的政坛、在中共党内、在中国的最高权力核心层内部，就硬是被江泽民的倒行逆施给逼出了一批与行宪护宪共同着利益、甚至共同着生命的政治群体。如此一来，那在中国偃旗息鼓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竟然因获得它还从未有过的权力中枢者的利益驱动力而蓄势待发了。
政治改革，不进则退。江泽民执政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拼死抵制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就是连邓小平几乎是唯一的一丁点远不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反终身制－－都难以保住，就更不要说国家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了。眼下，江泽民留下的几乎所有难题，从官场愈演愈烈的通体腐败，到基层层出不穷的民间苦难，都与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有关。正因为相当一个长时期以来中共避而不谈政治体制改革，故胡锦涛这次出来强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才显得特别注目。其实，这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连同“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等等，就都是当时各媒体的热门话题。
如果说专制文明的特点是集权的话，那么宪政文明的特点则是分权。前者意味着绝对权力的不受制约，后者则意味着相对权力的彼此制衡。同样一个军权，在专制文明下，它是诸权之纲，是权上之权；而在宪政文明下，它则是诸权之一，是受制之权。因此，即使江泽民的“军委主席”职务原封不动，但只要中国的现行宪法由柔性变为刚性，那他江泽民的实权也就顷刻被削去泰半。在宪政体制下，江泽民既然已经没有了可超越于宪法之上的任何特权，那么他的“军委主席”职务，也就实实在在地居于中共中央与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并随时都有被合法罢免之虞了。由此可见，以宪法统军是比党指挥枪更高的历史飞跃。这才是地道的釜底抽薪术，这才算真正的杯酒释兵权。唯一的条件只是将柔性宪法变为刚性宪法。而如此一来，岂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便自然而然地启动了么？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由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乃至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来推动宪政改革，是何等的名正言顺、又是何等的顺理成章。在宪政的架构下，内政外交的一切，从立法、执法、司法、释法，均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一介军事首脑去置啄。江泽民既然根本就没有当年邓小平那一言九鼎的政治权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予反制的选择空间就极为有限。难道他还可能组织起一场新的“反自由化”运动来个新一轮清洗？难道他还可能明目张胆地祭出“枪指挥党”的太上皇特权来反对宪政改革？难道他还可能召集起一场最高层的“生活会”来罢免总书记？难道他还胆敢并有可能纠集几个军头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来螳臂挡车？否！“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经过江泽民十三年统治的官场彻底腐败的大酝酿，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呼之欲出。这还真有点象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当时是谁搞经济体制改革谁就能赢得民心，而今天则是谁干政治体制改革谁就会拥有中华。由此我们便看到：突破“枪指挥党”重围也罢；大树宪法权威也罢；政治体制改革也罢，其实这三点说的都是同一码事，它们不过是三位一体的同一件事的三个不同侧面罢了。
既然中国的历史今天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中共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行宪护宪，就连在中共党内也难有真正的出头之日，那么，这岂不意味着，宪政文明之历史必然性，终于通过其利益机制的残酷筛选，或已在今天的中国体制内，找到了某种为自己廓清道路的载体和动力？如此一来，或许更加惊心动魄的重头戏将在2003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拉开帷幕。对此，作为体制外的民主派，我们正摩拳以待。
（《中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