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过一篇报告文学《汾河祭》，记述了山西汾河两岸农民缺水的困境，所以大学时，就热心于“南水北调”研究，毕业后主动要求参加当时年轻人都不大热心的南水北调的研究。工作中发现存在很多问题：中线调水存在环境、社会、移民影响巨大等诸多问题，尤其是丹江口水库加高移民数量巨大、线路交叉工程繁多管理极度困难；而西线工程规模投资巨大，又处于高海拔地区，民族众多；而东线自1982年开工，因地方保护10年来尚未调水出江苏。虽然每年研究花费巨大，但规划思想落后、方案研究成果几十年不变。
1992年初，在一年多业余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引嘉陵江、汉江入渭河济黄工程方案。其中引汉（50-80亿立方米每年）入渭河工程，作为中线加高部份的替代与中线双线并举，将现有中线调水丹江加高部份的社会、环境、移民、线路管理等关键问题转化为长遂洞工程问题，可减少数十万移民，工程规模与投资相对减小，引水入黄河后经三门峡、小浪底水库直接调蓄，并受上游龙羊峡、刘家峡、李家峡、万家寨等大型水库补偿调节，保证率很高；利用下游引黄入津、入青、人民胜利渠等现有工程无须过多额外建设配套工程；调水区与受水区均为陕西省，无论从实施上还是从国际基本水权理念上讲都不易引起大的河流争端，实现一省内调水解决多省的缺水问题，减小了调水的“区域政治” 影响；通过实现黄河全河优化调度，实现中游引水调水入上游地区，实现部份取代西线工程。
引汉入渭单方水投资仅为现有中线工程的三分之一左右，与西线相比就更小了。引汉入渭济黄作为中线的一个补充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实际价值。
完成初步成果后，曾投稿于有关刊物，以期引起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孰料两次投稿均遭拒绝。2001年第三次投稿，编辑很热情，特意安排大牌专家审稿。当今中国水利泰斗的张光斗院士审稿后认为，此文对南水北调方案还是很有价值的，并建议我尽快与水利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联系。但是，又言“鉴于我国南水北调方案就要出台，似不宜刊登”，一个称为科学家的人，是否应把科学放在第一位？你是否应当把数十万移民放在第一位？
有人说，你提得太晚了，方案已经定了，都要开工了，还怎么改？可我问自己：难道这十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我并不认为我的研究方案最好，但认为她很有研究价值，还需要充实完善。希望的并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支持，并给予研究的权利。退一万步讲，登个文章讨论讨论总是正常的吧！
1992年4月，我花费了将近半年的工资，简要铅字印刷了400多本技术报告，或开会或登门发送、或邮寄，广送沿黄各省政府、水利部门，中央、水利部、国家计委等有关部委专家、领导。1992-1993年，我背个军用背包，多次到北京。当时，有一个熟人任国家国土局长（现为国土资源部），我两次摸到他的办公室，他都在开会。后来他讲，报告看过了，在某个会上表扬了，也就是表扬了，也不过因此引来了别人的嫉恨。
2001年，开会见到水利部某领导同志，我私下拉住这个清华毕业的高材生问：中线调水丹江口加高库区要移民数十万，不必要，让他们背景离乡，可以采用引汉入渭河工程替代丹江口水库加高。他讲，自己原本也是不赞同加高的，但是查勘一次后，看到老移民生活艰难，就转变了。我很能理解他，但40年前的数十万移民至今极度贫困，那么再让他们迁移一次就一定能够解决贫困吗？即使解决了问题，这样对于其他人公平吗？解决老移民生活是另外一件事，可以采取其他正当公平的方式解决，犯过一次错误带来的影响，难道要通过犯第二次错误来解决第一次的错误吗？
水利部某领导同志曾讲：中线南水北调主体工程投资计算不要超过1000亿元，那么我们的水利科技工作者就得出一个800多亿。那么如果我们亲爱的领导讲不要超过800亿，那么是否就会有一个600亿的投资？
2001年初，水利部一位80岁退休的老同志，以个人名义上书中央政府，其中有我10年前提出的嘉、汉入渭济黄调水方案与设想，朱总理、温家宝副总理批复水利部研究，水利部如何研究的呢？
2001年水利部安排研究调水40亿方入渭河对于黄河支流渭河的冲刷作用，一个技术负责同志的研究结论是“效果很小”，同样是这个人，对于2002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没有外来调水仅仅靠本身26亿水对于黄河下游的冲刷作用的结论确是“效果显著”。这就是中国的科学。
2002年黄河调水调沙，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最大的一次”试验，记得10多年前，我曾在报告上提出，“在实施南水北调的基础上，人造洪峰，冲刷下游河道”。现在黄河还有多余的水去实验吗？今年黄河两岸大旱，尤其是山东赤地千里，但26亿水做了实验，26亿可以灌溉近数千万亩土地，也就是数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我这个小人物支持人造洪峰、调水调沙，但是首先要搞清楚如何做？为什么做？
中央号召西部大开发，开发也是国情决定的,也是不得已而且必须的，但是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中国的西部也不同于美国，不能简单的照搬。
对于有关西部开发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2000年本人提出“授人与物，不如授人与术”，建议从亚行贷款项目34亿元资金中，安排2000-3000万元不到1%的资金，以一个20万人的穷县为试点，变被动的工程防洪、植树、等工程方法，代以全民成人教育，通过国内、国外参观、培训，对村民、干部进行科学、技能、知识、法规等教育和研究、使他们自觉认识到环境的重要、知道如何致富、如何主动维护自身的劳动、如何主动与自然和谐，自觉的主动去维护自然环境并致富，通过科教“扶贫”从而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
水土流失的原因恰恰就是人类“反自然”活动造成的，治病要治本，不然就是今年植树，明年砍树了。当时仅仅希望能够以一个小县为试点，5年后与传统方式做一个比较，试图找到一个‘花小钱办大事’的方法。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支持。相反，我的建议得到亚行官员、外国人的支持，在谈判中，外方多次提出赠款200-400万美圆的意向，并多次记入备忘录。即使赠款，我们中国人还是不支持，很遗憾。我不十分喜欢外国人，但是他们支持了我的方案，心里也很难过。
2002年9月对于南水北调中线，据说朱总理讲不给下届政府留移民包袱，并要求2003年7 月完成移民报告，丹江口水库在没有全面移民评估之前不加高，也就是在2003年7月前丹江口水库加高不会全面开工。得到这个消息，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更不知明年7月完成的移民报告是否真实。这是我的胜利还是失败？应当感谢朱总理吗？
10年前，河南林县“红旗渠”曾被河北农民有组织的开着拖拉机、扛着炸药、攀上悬崖炸掉了，渠水从90米高的高崖上落下，宛如瀑布。林县人民历尽千辛，从漳河上游引水，曾被视为一面“红旗”，然而处于下游的人就发生了缺水。此事震动了李鹏总理，从此有了漳河委员会。因此，我深深感到有关水利工程方案一定要慎重和周全更要顺其自然。
虽是个普通人，并认为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但不影响我是南水北调的支持者，这一点我支持中央的决策。南水北调是中国10多亿人口的国情决定的，如果中国只有5亿人口，或是都可以移民外国，可以不建南水北调。中国不仅要南水北调，将来还有可能计划引水入西北地区，开发西北。调水工程，是国情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人既然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不能让他们渴死。但，首先要以尽可能顺应自然为原则和基础。
如果南水北调方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案，建还不如不建。
我并不怪领导、同事，事实上中央水利部门相对地方政府已经开明很多，他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高尚无比，大公无私，现实中人也大都自私，私是人的基本特征，保证个人私性的独立不受侵犯也是一个公平社会的起码标准。这事实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在一言堂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什么创新。
水利水资源管理问题，被某些人错误地归结为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事实上，这是人性、思想的社会压制决定的。只有在大多数人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创造财富并满足自身生活的能力，有能力维护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能力维护自身具有独立的生活、思想、意识并不受外界的胁迫,才能够敢于坚持科学讲真话。
有什么样的公民素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这一切又归根于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的教育落后问题，中国的官员90%以上都出生在农村，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当多数人有了文化，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独立的思想、意识，真正从经济上、思想上站起来，也才能真正实现人性、思想的解放。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教育，尤其是在农村普及政府出资的“义务教育”是当今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 的中心。
可以不建黄河小浪底水库，可以不建长江三峡、南水北调工程、可以不办奥运会，但是以政府出资普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不能不搞，中国已没有多少时间了，不然会带来社会的灾难。
《三峡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