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矛盾，共产党就是这个矛盾的制造者，也是扩大这种矛盾和维护这种矛盾的权力集团。许多资本家和共产党高官巧取豪夺，借用权力或利用权力，是当今社会“不均”的根本来源。当然并非所有的资本家都不是靠勤劳致富的，但是能够真正成为富豪的却不敢说都是靠勤劳致富的，那些利用手中权力“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共产党官员，更是社会和国家的蛀虫，更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直接汲取者。共产党反腐败不敢彻底，也不能彻底，因为绝大多数共产党官员都是贪污腐化分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彻底反腐败，那就意味着共产党要彻底否定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改革开放最先受益者是农民，联产责任制让农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农民最初的富裕是靠私有制激发出来的劳动热情，一部分富裕农民更是勤劳致富的典范。但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本意或许并不是让那些腐败官员和依靠贿赂权力机构的人富起来，但真正首先富起来的是权力行为的结果。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资源绝大部分掌握在各级共产党官员手中，掌握在垄断资源和市场的国家企业中，包括用行政手段对贸易自由化的限制和对私有企业发展的控制。如80年代对纺织品进出口贸易的垄断，使得批文成了财富积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谁掌握了批文，谁就掌握了财富。发放批文的权力就变成了获得财富的权力。于是，一些高官就将批文作为攫取金钱的手段，一些批文就成为高官子女亲属掠夺财富的“合法”摇钱树。直到现在，批文之类的权力依然在发挥重大作用，如城市建筑用地、国家大型项目的招标、优惠政策等，依然是权力驰骋的疆场。
中国的富豪资本家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财富，往往是靠背后党政官员权力的支撑，社会资本与权力结合是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特征。《南方周末》2002年10月31日有一篇评论，题目是《谁是受人尊敬的富豪？》，其中讲到社会公平，文章说：民众有仇富心理，但“大众所仇恨的，其实是富人赖以致富的非法的不公平的手段。……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权力资本化是造成机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也举出一个富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的人物，“本年度排名第94位的用友软件CEO王文京符合我们的部分期许，他的致富故事是一个个人智能致富的故事。”
不法分子利用行贿，分享党政官员的权力，从中获取利益；腐败官员通过受贿，使权力变为资本，获取权力带来的好处。赖昌兴是中国大富豪，但他是靠走私富起来，走私是违法的，但是他可以大张旗鼓、肆无忌惮地进行犯罪活动，靠的是党政军高官的支持。党政军高官为什么支持赖昌兴犯罪，因为他们从赖昌兴那里得到了好处。杨斌、刘晓庆等富豪怎样致富，恐怕不仅仅是逃税那么简单，如果不靠贿赂党政官员，如果不靠诈骗、廉价土地和虚报收入，如果没有党政权力的支撑，谁能相信他们靠勤劳智慧致富？象王文京这样靠个人智力劳动致富的人恐怕在中国富豪榜上也是凤毛麟角，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大部分的中国富豪都有犯罪嫌疑。这样说或许太严厉了，但谁又能列出干净的富豪名单呢？
富布斯可以列出认为是中国富豪的人选，但他无法列出那些腐败官员及子女亲属的财富，他们的真正财富也许使许多官员和子女亲属上富布斯富豪榜，只不过他们必须隐瞒。有朝一日认真追查共产党官员极其子女亲属敛财犯罪事实，恐怕也不会彻底，尤其那些已经转移到国外或化整为零财富，将无从下手。现在的共产党政策就是要这些不义之财合法化，成为既定事实。当然，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使腐败继续泛滥，是所有共产党腐败官员和不法资本家利益的根本保证。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本质上是代表腐败党政官员的根本利益，并同时也代表那些与党政官员勾结进行腐败犯罪活动的不法分子的利益，允许资本家入党表明共产党要依靠这些以官僚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形成的阶层，并作为他们利益的政治代言人。
原载香港《动向》2002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