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这似乎是无稽之谈，在全球经济普遍衰退的2001年，中国去年仍记录了7.3%的增长率。今年头三季，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9%，而且是逐季加快，第一季是7.6%，第二季8.0%，第三季更提速至8.1%。
但仔细研究这一成长背后的驱动力，问题就来了。中国经济得以一枝独秀，和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分不开关系。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威胁日益明显后，中国就一直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人为地制造需求以支撑生产。1997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8%，去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62%，根据投资银行所罗门的推测，今年更会进一步提高到4.3%。
财政赤字扩大的最显著影响是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表面上尽管政府债务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下，但北京大学经济教授宋国青在今年较早时估计，如果加上银行坏账和国企老员工社会保险开支等隐性负担，中国的政府债务实际上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0%：“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我们很快就会面对和日本相同的问题。”
除了潜在的债务危机以外，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让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本来已经失衡的情况雪上加霜。政府花钱投资和制造就业，短期内有助吸收过剩的供应，但实施的时间长了，却也造成供应越来越过剩，进而制造通货紧缩、企业利润下降、银行坏账情况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根据一些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40%。标准普尔今年的一份报告称，中资银行所有的银行贷款至少有一半属于坏账，就算如官方所说，坏账只占银行体系总贷款的约四分之一，这个负担也是难以承受的。即使是银行坏账问题经常为人诟病的日本，银行坏账估计也“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8%。
文章指出，这些问题也并不能单纯说是当局决策失误造成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这样的阵痛甚至剧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释放生产力的过程，原来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部分人就可以完成，剩馀的人就得下岗或失业。
长期来说，当下岗失业的人找到了新工作，社会制造和累积财富的能力就会提高，但在这以前，这些人消费的能力和意愿都会降低。也就是说，改革是一个增加供应、（在短期内）减少需求的过程。如果政府无视供过于求的问题，结果就是失业问题恶化，社会稳定受到威胁，但如果决策人刻意人为制造需求来吸收过剩的供应，又会给政府财政和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
作者认为，这使中国领导人像走钢索的杂技演员一样，得小心翼翼地在两难之中取得平衡。假如说5年前，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个现实，5年后准备接班的新领导人对眼前挑战之大应该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应该也知道，经过了四五年逐年加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连续8次的降息，他们接班后手中的筹码已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