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2-10-18 17:04:00作者：
对王朔的大红大紫，不喜欢的人当时有自己的解释－－王朔就如他自己书中所写，是流氓转业干起了“码字儿”，是痞子写痞子，中国社会在文革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众多痞子，为他提供了畅销的市场和走红基础。这种解释其实回避了一种现象，即为什么王朔的书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相当影响？连他的痞子语言和文风也被不少知识分子模仿？
《废都》的出现更让做上述解释的人困惑，一向以“严肃文学”著称的贾平凹，一旦把笔锋从乡土转向其身边的生活圈子，涌出来的竟然也是一群痞子，让王朔都如小巫见大巫。相比之下，王朔写的只算一群嘴皮能耐的小痞，贾平凹笔下才写出了真正入道的大痞、老痞、灵魂之痞。而那些庄之蝶们跟贾平凹一样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 这回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为什么也成了痞子？而且稍有眼力的人即可看出，贾平凹并非在写一个杜撰的世界，也非冷眼旁观，他与他写的世界血脉相通、百感交集地纠缠在一起。作者如此投入，那不可能不是一个真实世界。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以拉了半辈子大提琴的王启明为主角，有些观众认为姜文把王启明演得太痞，倒象拉了半辈子排子车。但姜文以他身边的艺术家们证明，他们比他塑造的王启明还要“糙”，嘴更“脏”，刘欢也对此发表了支持的旁证。观众心中的艺术家不过是概念，而姜文和刘欢自己就是艺术家，生活在艺术圈里，当然更有发言权。最近新闻界披露王启明的原型－－小说作者曹桂林的所作所为，也从侧面证明了姜文的正确。
庄之蝶、王启明一类“文人”既是今日中国之真实存在，说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近年天翻地覆的众多变化中，一个尚未引起人足够注意、但却足够深刻的本质之变。
◎痞子成功的时代
中国曾一直是以“道”（价值准则）为先的社会，或者至少保持表面上的以“道”为先。“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之深刻无比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与几千年的轨道脱离，全面而不可逆地转变为以“利”为先的社会。这个本质之变首先产生于意识形态的转变，并由国家政权推动和保障。在实际效果上，这固然有助在最短时间完成如此根本的转型，但却不能给“道”以循序过渡的足够时间，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道”与“利”的巨大冲撞。
“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重负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几乎已化作国人本能之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连续革命虽然导致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但其中的价值符号与相应的价值关怀，如耻于言利、正派、守法、忠诚、助人、不争、不贪……等，仍然深深地渗透在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有力地节制人们的行为。当中国从道德社会向功利社会猛转，道德禁忌消失，“利”的大门呼啦啦洞开，这种价值关怀就成为妨碍人及时抓住利益契机的障碍。而这时，从来没有道德束缚的痞子却生逢其时，在时代交替的空白中抢到起步的先机，并由此奠定后续发展的优势。原来为“正派人”所看不起的懒汉、二流子、流氓、不法分子和劳改犯们首先迈入万元户、老板、私营企业家的行列，成为“先富起来”的模范和改革初期的最大收益者。而在随后越来越赤裸裸的利益竞争中，相应规范与制约（更别说社会价值系统）远不能同步建立，更使得竞争具有强烈的恶性性质。这种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谁有道德意识，谁在竞争中就注定只能处于下风。任何人若想在这个新时代获得成功，就不能不与痞子采取同样的行为准则，象他们那样“敢干”和不受道德的束缚。
◎沉重的贞节牌坊
中国知识分子经受几十年“改造”，只在八十年代有过短暂的地位上升，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摆脱“被改造者”或意识形态“驯服工具”的角色，被扭曲的人格也未来得及舒展，很快又面临新的失落。他们习惯的是以“道”取“利”，几千年的中国士阶层都如此，即使在被改造时期，只要顺应当时的“道”，也能得到相应“利”. 然而现在，“道”却成了获“利”的障碍，以“道”为本的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失“利”者。短暂的上扬只能把再次失落对比得更强烈。
他们初始进行了相当一段抵抗，力图用道德优势获得心理平衡，以对痞子们所用手段的蔑视，否定其成功的结果，将其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但这种抵抗很大程度并非出于真正的道德追求，而是在惶惑、嫉妒之中的本能反应，以及出于平衡自身失落感的需要。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系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近几十年意识形态的摧毁下已经基本解体，新的价值系统却无建树。没有体系的支撑，人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抵御“利”之诱惑与挑战的。内心失去了“道”，“道”的体现就只在所谓的“面子”. 但“面子”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很有分量的，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也从来装成正人君子，满口仁义道德，或即使先从黑道起家，成功后也大做捐资办学一类善事挣面子。“当婊子立贞节牌坊”虽是骂人话，却从另一面可见“面子”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威力之大。“道”传承千年，已化作基因溶进社会及每个成员的潜意识，即使价值体系分崩离析，“面子”也照样沉重。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死要面子活受罪”出名，有时甚至到可笑地步。长期生活于贫困使人易向金钱倾斜，面对社会转型，他们内心的欲望早已耸动燃烧，迫切期待投身于利益场的角逐。然而他们过去的角色－－无论是作为历代道德的养育者和守护人，还是作为后几十年的道德受难者，都决定他们的道德遗传之深，即使仅剩“面子”，也极难摆脱。
然而只要还讲面子，就只能处在“当婊子立牌坊”的尴尬之中，遮遮掩掩地逐利，不敢放手拼搏，那样既赢不了，又受苦心伪装之累，最终仍然不免暴露本相，反更丢面子，结果既当不好婊子，也立不起牌坊。
◎以无耻告别羞耻
摆脱“道”的压抑－－无论在面子上还是在心理上－－成了获“利”的前提，而“道”又如此沉重，必须在相反方向趋于极端才有可能，就象撬动愈重的物体需要愈长的杠杆一样。
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学说，让很多人如释重负地明白（或自以为明白）人人内心都是一口欲望煎熬的大锅，道德不过是锅盖，起到压抑作用，让人异化而已。当年曾在中国知识界掀起的现代主义热潮，希冀从中找到摆脱道德压抑的理论支持，实为动力之一。
然而最长的杠杆不是哲学，恰恰是“痞”. 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平等化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乏接触痞子，尤其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更与痞子有不少相同渊源。他们不难从痞子手法中受启发：如果干脆不要脸，何从受面子之苦？打碎神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亵渎，把神圣弄成滑稽可笑，自然就不会神圣；嘲笑道德，完全不跟它来正经，反而是最容易摆脱其压抑的途径；这种亵渎嘲笑的痞子之道同时还有另一个作用，即最适于拉大伙一块下水。谁也不想显得滑稽可笑、“假正经”或“跟不上潮流”. 只要大伙都下水，就不会显出哪个人独自的卑下，大伙全都没尊严，人人也就不必有自尊。这种“串通效应”可以很快地造成氛围，把力图独秀者剔除在外，免其成为能衬托出集体卑下的参照物。后者也往往在孤立的威胁面前而投降。
王朔的走红在于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套适合上述转换的调侃结构和亵渎词汇。而且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嘴脸不但不那么丑陋，还颇有一些可爱。他以机智犀利的嘲弄，暴露出曾被全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有多么虚伪和荒诞，同时他就手把世间所有的神圣一块当成脏水泼掉。快刀斩乱麻，免却“理还乱”的纠缠，让人一身轻而进入随心所欲的境界，这特别适合知识分子心理转型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能够“痞”与“理直气壮”兼而得之的形式，体面地以漂亮的无耻告别羞耻。
◎又一次自我改造
中国知识分子多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洗脑”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自觉行为，长期人格扭曲造就的“原罪”意识使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卑与媚俗心理，一旦跟不上社会发展，不适应形势变化，就感到惶恐不安，首先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尤其是长期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对他们的“脱胎换骨”，使他们几乎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气质丧失一净，刻意追求平民化，以社会认同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并时刻以改造自己而求得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一致。
“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又一次自我改造。与过去的改造相比，重要的区别在于这次改造无人强迫，完全出于心甘情愿。逃离神圣，摈弃价值，否定道德，集中体现在“我是俗人”（与“普通一兵”、“螺丝钉”内在逻辑一脉相承）的口号上。既是俗人，就不该坚守寂寞清贫，就无所谓理想信仰，就该满足七情六欲，就有贪心、想挣钱、该下海、高消费、搞女人……并且当然也不必以此为耻。事实上，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在渴望品尝堕落的滋味。他们悔恨当年的“纯洁”、自制，惋惜虚度的年华，痛心过去的“傻冒”. 他们以索债的急迫补回蹉跎岁月的损失，有些人的贪婪程度已近疯狂。1992年以来的“文人下海”，更让他们钻进钱眼，并且理所当然地把腐败当成经商的共生物，心安理得地尽情腐败。即使还有些羞耻感，只是羞耻自己还不够无耻，还有文人的酸气，不够敢干、实干，比不上痞子放得开和会逐利。这种自卑往往会在某些人身上推动一种“草莽化”的倾向－－即为了掩盖内在的孱弱，用外在的粗鲁、口出秽语、行为不端披上所谓“男子汉”的“阳刚”之皮，同时将这种草莽倾向大量地塞进他们的文化产品。
全神贯注于经济的当今社会完全无意建立对“无用书生”的保护，面对弱肉强食的现实，一向缺乏行为能力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有些人因此会由生存能力的自卑而生出对痞子“混世”能力的羡慕与佩服，使其在精神的痞子化之外，言谈举止也会对痞子有意加以模仿，以增加自信心和“威慑力”. 这一点目前在文艺界最为突出。再通过文艺的塑造与传播，让痞子从形象上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成为时髦。这是当今中国文艺日益鄙俗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一体的”
我虽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却非囊括全体。无疑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洁身自好，或出于污泥而不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知识分子总体而言，痞子化的趋向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真正在嘴脸上成为痞子的还为数极少，但精神世界里的“痞”－－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厚颜无耻、出卖原则、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已不能不说相当普遍。精神的痞难道不是比嘴脸的痞更接近痞的实质吗？事实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之低下，已经充分地证实了“有知识的恶棍是最恶的恶棍”这句民间评语。
亚里士多德说过：“道德是一体的（Virtue is one thing ）。”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即使从动机上仅为自己，但实际结果却不可能只限于他们个人堕落，因为他们个人是不能与他们营造社会价值系统的社会职守分开的。虽然他们仍然进行学术研究，写冠冕堂皇的文章，发表动听的言论，但他们却回避不掉一个悖论：如果他们真心地去创造和信仰一个包括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在内的社会价值系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越发衬托出自己的堕落和龌龊。他们需要为个人的堕落制造合理性，必然不断地利用自己掌握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能量，创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让那文化提供堕落的依据和相应的社会氛围，同时使自己进一步被那文化“说服”和“改造”. 这是这些年中国文化走向的一条潜在轨迹，是一连串“思想解放”的实质，也是近年勃兴的“痞子文化”之根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堕落为什么会腐蚀整个社会的原因。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痞子化某种程度上正在带动整个国民精神的痞子化，这后一种痞子化对中国社会的摧毁性，将会在未来岁月难以逃脱地逐步显露。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是将一个社会凝结为整体的黏结剂，它赋予个人行为收敛性，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一旦缺失这样的系统，无所遵循，唯以利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群起争利却难以解决争利引发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尤其是一个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的社会，最终难免不因无止境的发散而解体。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本已百孔千疮，若是唯一担负对其进行重建、更新和修补之职能的知识分子放弃坚守，自甘堕落，并且再“反戈一击”，对于未来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是难以推脱自身责任的。
《废都》的出现更让做上述解释的人困惑，一向以“严肃文学”著称的贾平凹，一旦把笔锋从乡土转向其身边的生活圈子，涌出来的竟然也是一群痞子，让王朔都如小巫见大巫。相比之下，王朔写的只算一群嘴皮能耐的小痞，贾平凹笔下才写出了真正入道的大痞、老痞、灵魂之痞。而那些庄之蝶们跟贾平凹一样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 这回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为什么也成了痞子？而且稍有眼力的人即可看出，贾平凹并非在写一个杜撰的世界，也非冷眼旁观，他与他写的世界血脉相通、百感交集地纠缠在一起。作者如此投入，那不可能不是一个真实世界。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以拉了半辈子大提琴的王启明为主角，有些观众认为姜文把王启明演得太痞，倒象拉了半辈子排子车。但姜文以他身边的艺术家们证明，他们比他塑造的王启明还要“糙”，嘴更“脏”，刘欢也对此发表了支持的旁证。观众心中的艺术家不过是概念，而姜文和刘欢自己就是艺术家，生活在艺术圈里，当然更有发言权。最近新闻界披露王启明的原型－－小说作者曹桂林的所作所为，也从侧面证明了姜文的正确。
庄之蝶、王启明一类“文人”既是今日中国之真实存在，说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近年天翻地覆的众多变化中，一个尚未引起人足够注意、但却足够深刻的本质之变。
◎痞子成功的时代
中国曾一直是以“道”（价值准则）为先的社会，或者至少保持表面上的以“道”为先。“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之深刻无比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与几千年的轨道脱离，全面而不可逆地转变为以“利”为先的社会。这个本质之变首先产生于意识形态的转变，并由国家政权推动和保障。在实际效果上，这固然有助在最短时间完成如此根本的转型，但却不能给“道”以循序过渡的足够时间，从而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道”与“利”的巨大冲撞。
“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重负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几乎已化作国人本能之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连续革命虽然导致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但其中的价值符号与相应的价值关怀，如耻于言利、正派、守法、忠诚、助人、不争、不贪……等，仍然深深地渗透在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有力地节制人们的行为。当中国从道德社会向功利社会猛转，道德禁忌消失，“利”的大门呼啦啦洞开，这种价值关怀就成为妨碍人及时抓住利益契机的障碍。而这时，从来没有道德束缚的痞子却生逢其时，在时代交替的空白中抢到起步的先机，并由此奠定后续发展的优势。原来为“正派人”所看不起的懒汉、二流子、流氓、不法分子和劳改犯们首先迈入万元户、老板、私营企业家的行列，成为“先富起来”的模范和改革初期的最大收益者。而在随后越来越赤裸裸的利益竞争中，相应规范与制约（更别说社会价值系统）远不能同步建立，更使得竞争具有强烈的恶性性质。这种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谁有道德意识，谁在竞争中就注定只能处于下风。任何人若想在这个新时代获得成功，就不能不与痞子采取同样的行为准则，象他们那样“敢干”和不受道德的束缚。
◎沉重的贞节牌坊
中国知识分子经受几十年“改造”，只在八十年代有过短暂的地位上升，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摆脱“被改造者”或意识形态“驯服工具”的角色，被扭曲的人格也未来得及舒展，很快又面临新的失落。他们习惯的是以“道”取“利”，几千年的中国士阶层都如此，即使在被改造时期，只要顺应当时的“道”，也能得到相应“利”. 然而现在，“道”却成了获“利”的障碍，以“道”为本的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失“利”者。短暂的上扬只能把再次失落对比得更强烈。
他们初始进行了相当一段抵抗，力图用道德优势获得心理平衡，以对痞子们所用手段的蔑视，否定其成功的结果，将其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但这种抵抗很大程度并非出于真正的道德追求，而是在惶惑、嫉妒之中的本能反应，以及出于平衡自身失落感的需要。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系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近几十年意识形态的摧毁下已经基本解体，新的价值系统却无建树。没有体系的支撑，人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抵御“利”之诱惑与挑战的。内心失去了“道”，“道”的体现就只在所谓的“面子”. 但“面子”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很有分量的，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也从来装成正人君子，满口仁义道德，或即使先从黑道起家，成功后也大做捐资办学一类善事挣面子。“当婊子立贞节牌坊”虽是骂人话，却从另一面可见“面子”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威力之大。“道”传承千年，已化作基因溶进社会及每个成员的潜意识，即使价值体系分崩离析，“面子”也照样沉重。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死要面子活受罪”出名，有时甚至到可笑地步。长期生活于贫困使人易向金钱倾斜，面对社会转型，他们内心的欲望早已耸动燃烧，迫切期待投身于利益场的角逐。然而他们过去的角色－－无论是作为历代道德的养育者和守护人，还是作为后几十年的道德受难者，都决定他们的道德遗传之深，即使仅剩“面子”，也极难摆脱。
然而只要还讲面子，就只能处在“当婊子立牌坊”的尴尬之中，遮遮掩掩地逐利，不敢放手拼搏，那样既赢不了，又受苦心伪装之累，最终仍然不免暴露本相，反更丢面子，结果既当不好婊子，也立不起牌坊。
◎以无耻告别羞耻
摆脱“道”的压抑－－无论在面子上还是在心理上－－成了获“利”的前提，而“道”又如此沉重，必须在相反方向趋于极端才有可能，就象撬动愈重的物体需要愈长的杠杆一样。
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学说，让很多人如释重负地明白（或自以为明白）人人内心都是一口欲望煎熬的大锅，道德不过是锅盖，起到压抑作用，让人异化而已。当年曾在中国知识界掀起的现代主义热潮，希冀从中找到摆脱道德压抑的理论支持，实为动力之一。
然而最长的杠杆不是哲学，恰恰是“痞”. 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平等化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乏接触痞子，尤其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更与痞子有不少相同渊源。他们不难从痞子手法中受启发：如果干脆不要脸，何从受面子之苦？打碎神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亵渎，把神圣弄成滑稽可笑，自然就不会神圣；嘲笑道德，完全不跟它来正经，反而是最容易摆脱其压抑的途径；这种亵渎嘲笑的痞子之道同时还有另一个作用，即最适于拉大伙一块下水。谁也不想显得滑稽可笑、“假正经”或“跟不上潮流”. 只要大伙都下水，就不会显出哪个人独自的卑下，大伙全都没尊严，人人也就不必有自尊。这种“串通效应”可以很快地造成氛围，把力图独秀者剔除在外，免其成为能衬托出集体卑下的参照物。后者也往往在孤立的威胁面前而投降。
王朔的走红在于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套适合上述转换的调侃结构和亵渎词汇。而且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之嘴脸不但不那么丑陋，还颇有一些可爱。他以机智犀利的嘲弄，暴露出曾被全民族顶礼膜拜的神圣有多么虚伪和荒诞，同时他就手把世间所有的神圣一块当成脏水泼掉。快刀斩乱麻，免却“理还乱”的纠缠，让人一身轻而进入随心所欲的境界，这特别适合知识分子心理转型的需要，给了他们一个能够“痞”与“理直气壮”兼而得之的形式，体面地以漂亮的无耻告别羞耻。
◎又一次自我改造
中国知识分子多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洗脑”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自觉行为，长期人格扭曲造就的“原罪”意识使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卑与媚俗心理，一旦跟不上社会发展，不适应形势变化，就感到惶恐不安，首先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尤其是长期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对他们的“脱胎换骨”，使他们几乎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气质丧失一净，刻意追求平民化，以社会认同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并时刻以改造自己而求得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一致。
“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又一次自我改造。与过去的改造相比，重要的区别在于这次改造无人强迫，完全出于心甘情愿。逃离神圣，摈弃价值，否定道德，集中体现在“我是俗人”（与“普通一兵”、“螺丝钉”内在逻辑一脉相承）的口号上。既是俗人，就不该坚守寂寞清贫，就无所谓理想信仰，就该满足七情六欲，就有贪心、想挣钱、该下海、高消费、搞女人……并且当然也不必以此为耻。事实上，当今的知识分子是在渴望品尝堕落的滋味。他们悔恨当年的“纯洁”、自制，惋惜虚度的年华，痛心过去的“傻冒”. 他们以索债的急迫补回蹉跎岁月的损失，有些人的贪婪程度已近疯狂。1992年以来的“文人下海”，更让他们钻进钱眼，并且理所当然地把腐败当成经商的共生物，心安理得地尽情腐败。即使还有些羞耻感，只是羞耻自己还不够无耻，还有文人的酸气，不够敢干、实干，比不上痞子放得开和会逐利。这种自卑往往会在某些人身上推动一种“草莽化”的倾向－－即为了掩盖内在的孱弱，用外在的粗鲁、口出秽语、行为不端披上所谓“男子汉”的“阳刚”之皮，同时将这种草莽倾向大量地塞进他们的文化产品。
全神贯注于经济的当今社会完全无意建立对“无用书生”的保护，面对弱肉强食的现实，一向缺乏行为能力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有些人因此会由生存能力的自卑而生出对痞子“混世”能力的羡慕与佩服，使其在精神的痞子化之外，言谈举止也会对痞子有意加以模仿，以增加自信心和“威慑力”. 这一点目前在文艺界最为突出。再通过文艺的塑造与传播，让痞子从形象上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并成为时髦。这是当今中国文艺日益鄙俗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一体的”
我虽用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却非囊括全体。无疑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仍然保持洁身自好，或出于污泥而不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知识分子总体而言，痞子化的趋向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真正在嘴脸上成为痞子的还为数极少，但精神世界里的“痞”－－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厚颜无耻、出卖原则、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已不能不说相当普遍。精神的痞难道不是比嘴脸的痞更接近痞的实质吗？事实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之低下，已经充分地证实了“有知识的恶棍是最恶的恶棍”这句民间评语。
亚里士多德说过：“道德是一体的（Virtue is one thing ）。”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即使从动机上仅为自己，但实际结果却不可能只限于他们个人堕落，因为他们个人是不能与他们营造社会价值系统的社会职守分开的。虽然他们仍然进行学术研究，写冠冕堂皇的文章，发表动听的言论，但他们却回避不掉一个悖论：如果他们真心地去创造和信仰一个包括终极关怀和道德伦理在内的社会价值系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越发衬托出自己的堕落和龌龊。他们需要为个人的堕落制造合理性，必然不断地利用自己掌握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能量，创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让那文化提供堕落的依据和相应的社会氛围，同时使自己进一步被那文化“说服”和“改造”. 这是这些年中国文化走向的一条潜在轨迹，是一连串“思想解放”的实质，也是近年勃兴的“痞子文化”之根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堕落为什么会腐蚀整个社会的原因。事实上，知识分子的痞子化某种程度上正在带动整个国民精神的痞子化，这后一种痞子化对中国社会的摧毁性，将会在未来岁月难以逃脱地逐步显露。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是将一个社会凝结为整体的黏结剂，它赋予个人行为收敛性，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一旦缺失这样的系统，无所遵循，唯以利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群起争利却难以解决争利引发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尤其是一个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的社会，最终难免不因无止境的发散而解体。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本已百孔千疮，若是唯一担负对其进行重建、更新和修补之职能的知识分子放弃坚守，自甘堕落，并且再“反戈一击”，对于未来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是难以推脱自身责任的。
据 （New Century Net）
附：中国文坛痞子大排名
第一名：京痞子王朔－－痞子文学的始祖
第二名：土痞子贾平凹－－以剽窃《金瓶梅》著称
第三名：雅痞子余秋雨－－酸而虚伪
第四名：洋痞子王小波－－俗不可耐而自命不凡
第五名：小痞子余杰－－以近期的《丧钟为你而鸣》而步入痞子的行列，给母校丢尽了脸
据（So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