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义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私利就是个人的恩怨、得失、升迁、好恶等等。公义所指代有不同，私利所系古今一贯。老百姓从来不乏奉献向善之心，做什么怎么做依时代准则而变；政坛领袖按紧大众的政治兴奋点去实现自已的信念。比如：希特勒以种族净化、争取生存空间为名屠杀犹太人、发动二战；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大东亚共荣为前景，驱使子民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甚至美国民间，以文明优劣作口实的种族歧视，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颇为流行。表面上看，这些灾难很多不是标榜中公义内容或原意，确实又是打着它的旗号，上下协力所为。
统治阶层中，始作俑者居心叵测自不待说，协从人等也装聋作哑、为己图谋（足可编出新“好了歌”）。比如：大跃进初期，刘少奇到河北徐水参观小麦“卫星田”，“沉着脸看了一天，一句话没说地走了”。没有他们助纣为虐哪来“三年困难时期”（实事求是不见了）。1959年，彭德怀上万言书本与结伙反党无涉，毛泽东所言“六亿人民士气可鼓不可泄”也不无道理，若是毛彭没有夙怨，彭等罪不至于扫出历史舞台（恰如其份不见了）。文革时期的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总理尊荣毫发未损，更不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置”，牺牲的全是无辜臣民（革命正义不见了）。1989年的邓小平，为维护共产党的特权，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打出的招牌竟也冠冕堂皇－－反对动乱，安定团结（政治改革不见了）。
事实上，在战争和政治运动等等破坏性活动中，民众有受骗上当、被人利用的可悲之时，也有假公济私、泄愤报复的可恨之处。文革初起时基层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例：有了“用阶级观点看待分析一切，阶级斗争无处不在”之类的思想方法和政治标准，就可以打着革命与正义的招牌，把平素耿耿于心拿不上台面来评说的人际恩怨写在大字报里，清算在批判会上。所谓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打击异已、假公济私。还有人为了不被列入革命队伍的另册，抛出同学同事亲朋好友，显示自己紧跟形势不落人后，有大义灭亲的公理而于心无愧。有一些批判揭发发生在“觉悟提高”之后，那觉悟就是当时的价值观念。那些表态前痛苦犹豫、对运动不知所从、在理论与现实间百思不解的人，才是信仰多、私心少，不会混水摸鱼、无意牟取私利，真拿理论、公义当回事的。
不消说那些主义、理论本身就隐含邪恶或者并不周正，即使面面俱到做起来也不可能周全。因为事情是贤愚不肖的人去办的，所谓的“理想主义者”也有打小算盘的一面。公私兼顾乃人之常情、势所必然、中外一律、尊卑莫免。到头来，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公义也弄得名声狼籍，无人与闻。流传人间上千年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遭遇就是这样。其实，民族、国家需要形而上的道德约束和发展目标，现在中国弄到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地步，朝野上下都有责任。
说到底，公义虽然常常沦作小人的幌子、强梁的工具，其对人类行为毕竟还有束缚，谋利贩私只能在它的背后和阴影里进行，说明人类还有希望。虽然人们假它之名做了很多坏事，人类的文明进步还是靠理想、公义推动的。发展哪有不付代价的？由此，我们再看到伟人、领袖也做过许多坏事，建设、进步的事业伴生着不少差池的时候就无须大惊小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