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以前说书唱戏的开场时经常说的一个小段子。段子是说和尚尼姑立庙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就是不淫欲，可从说书唱戏人嘴里以及古代民间故事中，和尚尼姑比正常人更荒淫无耻。为什么和尚尼姑庙里制度如此严格，而和尚尼姑却照样能荒淫无耻？原因是制度是他们自己制定的，遵守不遵守，完全是寺庙主持的事。
这事让我联想到了我们的官员腐败问题，朱元璋对贪官污吏实行剥皮实草。尽管制度如此严苛，可是贪官污吏照贪不误，连朱元璋也搞不明白，为何前任贪官早上刚被剥皮，而晚上继任的官员又走了前任的老路。
专制社会，统治者要求下级不仅要听话，而且要绝对忠诚，不得对上级的行为有任何不满。既然专制制度是一种效忠统治者的人治制度，效忠也就成了根本，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效忠制度，不仅要求下级对上级绝对忠诚，而且要用实物或货币形式来表示。地方诸侯对中央政府最高统治者一般是搞公开地进贡，而下级对上级则是半公开地送礼。进贡也好，送礼也罢，公不公开，都是高于法律的不成文规则。在治理腐败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官员的腐败和忠诚问题，当领导在二者中选择其一的时候，官员的忠诚安分（一般用送礼的多少衡量）便成唯一标准。
无官不贪，不贪不官，这是人治社会最好写照。在人治社会，独裁者拿对己忠诚、依附自己为提拔的唯一标准。如此行事，官场不全面腐败才怪呢？！就现在的体制，县纪检、检察机关人事任免都在书记、县长手心里。他们要查案，首先必须通过书记、县长的同意，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如果书记、县长与被查人有某种关系，你还查不了，有的人查出问题后还升了官，这些可能就是“人治”社会的弊端。
官场培养贪官、淘汰清官，也成了千古不衰的话题。在官场社会，最先倒下的不是和坤一样的贪官，而是跟海瑞一样刚直不阿的清官。一般情况下，贪官多是活着惬意，死后才会落骂名，而正直的清官往往在活着的时候就身陷囹圄。古诗曰：“人人笑我做奸臣，我为奸臣笑别人。忠臣生前身已死，我须死后落骂名。”
和贪官相比，清官们的结局便是“不能污之以利，自不免要临之以刑了”。宋高宗时，常纵容诸将贪财，意在使诸将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张俊克扣军粮，欺压百姓，家藏的银子很多，每千两铸成一球，却让高宗喜欢得不得了。韩世忠大肆求田问舍，被人举报，宋高宗闻之大喜。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好色之人，却个个得以善终。惟有岳飞家无姬侍，当有人送美女时，他说：“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宋高宗为他营建私第，他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宋代的将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好色，法纪观念单薄，而岳飞却反其道而行，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如此为官，不仅为独裁者所不允许，而且为官场同僚所嫉恨。岳飞被排挤出局，也是官场的必然。
想当官，杀人、放火搞招安，这是宋代官场的一个民谣，也是宋代干部提拔的一个最生动的写照。宋代郑广原是个海盗，接受朝廷招安后坐了官。因为为官正直，加上有前科，在官场受排挤。对此，他愤然作诗曰：“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都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郑广一针见血，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标榜“选贤任能”的干部选拔制度以及官场腐败刻画地入木三分。
盛大林说：“三年前，朱总理在当选后的第一次中外记者见面会说，他的目标是‘做一个清官’。很多人觉得他的自我要求太低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那样认为的人一定越来越少了。因为谁都看到，不仅被揪出来的贪官呈几何数增长，而且贪官的‘重量级’也越来越高，贪官捞财的‘纪录’更是不断地‘再创新高’。与此同时，‘清官’在不断地减少，‘清官’被迫出走的消息时有耳闻。如不得不离家出走去打工的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的原党委书记董阳，再如最终被排挤出山西省侯马市的市委副书记宿青平，更令人不堪的是，时常有不少美名远扬的‘清官’，忽然被发现原来不过是‘演戏’……”
荀子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中国官场腐败和社会腐败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根本的原因就是权力不受监督之故，这跟和尚坚持不淫欲，完全靠和尚内制裁办法，即由当权和尚挂帅，关门办案，暗箱操作，结果监督变成内部权斗的手段，一些不听话的和尚被清除出去，一些听话的和尚照样为所欲为。官场成了藏污纳垢的，清正官员的屠宰场，根子跟寺庙的和尚一样，靠一个或几个主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张心阳说得好：“之所以官官相护，是因为官官相似。”
人治的问题，往往出在人身上，拿法制不健全当幌子是不明知的。既然实行人治，我们也就不要指望法律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在统治者身上想问题吧！老百姓说的好，“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还在主席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