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时至今日，万延海失踪已经一周，任何人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是被捕还是被绑架？是死是活？但是，根据知情人介绍的线索，万延海一直被警察跟踪。也许，只有那些跟踪者知道他的确切下落，但是他们似乎更喜欢让失踪者的亲朋们提心吊胆，而不愿意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对于警察国家来说，这样公然践踏人权的法外行为，早已不是偶尔的或个别执法人员的失误，而是制度性的惯例行为。几乎很少有人被警察抓走后，其家人在法律规定的二十四小时内得到通知。
万延海对艾滋病的关注和从事民间救助，在中国是具有开拓性的事业。早在九十年代初，大陆还处在谈“艾滋病和同性恋”色变的时期，万延海就在1991年开始了对艾滋病和同性恋的关注，1992年开设了“艾滋病求助热线”。但被官方判定为“鼓吹人权、同性恋及同情妓女”，万延海被迫辞职。然而，万延海是执着的，1994年创立了民间的“爱知行动项目”，其宗旨是：增进社会对艾滋病的防范意识、维护艾滋病人及性少数的平等权利和被救助权益。
当政府百般掩盖河南农民因卖血而大面积感染艾滋病之时，民间的爱知行动做了许多救助工作，并根据事实向外披露了艾滋病患者的悲惨遭遇。因此，就在世界艾滋病防治大会召开之际，中国政府却逆世界潮流而动，于2002年7月1日取缔了爱知行动项目。但爱知行动的成员并没有退缩，他们决定继续开展这一人道性的公益事业，并公开向政府申请注册为独立法人机构。
爱知行动项目对外披露的许多信息，皆是借助于互联网络进行的。中共有关部门今年颁布了《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并决定8月1日开始实施，全面封杀在网络上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的自由。爱知行动也办有自己的网站，这一封网法令必然殃及爱知行动的信息流通和真相披露，万延海便积极投身于捍卫网络自由的民间抗争之中，他不但是《网络公民权利宣言》的18位首批签名者之一，还发表了《8月1日，我宣布违法》一文，为了抗议政府的网络管制，呼吁“公民违法”运动：所有的独立网站公开向当局报告自己的“非法”行为。8月1日中午2点，万延海主动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讲述了爱知行动网站的活动，并表示将要继续下去的意愿。
万延海所从事的事业，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不会对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构成挑战，恰恰相反，他的事业对国人对社会对政府对人类公同防治艾滋病，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公益。何况，现在的中国政府也不再讳言大陆艾滋病的严重程度！何况，只靠政府防治艾滋病又力不从心！民间的救治，不仅是对艾滋病这一弱势群体的帮助，也是为能力不足的政府分忧解难，何乐而不为，为什么还要取缔并抓人？
首先，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害怕独立的民间力量，对于自发的民间组织，六四后一直奉行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打压政策。中共对民间组织的敌视，既不取决于民间组织的性质（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也不取决于民间组织是否真的构成对政权的挑战，而是完全取决于官方根据其内在恐惧的程度所做出的主观认定。因此，尽管爱知行动只是社会性的公益组织，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组织为民间所办，做得很出色且影响不断扩大，就令中共政权恐惧。同时，在中国政府封锁河南的艾滋病严重泛滥之时，爱知行动大胆公布了河南省艾滋病人死亡名单，其出色工作受到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万延海被列入2002年美国富布莱特学者计划并得到了经济方面的资助。在爱知行动的对照之下，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危害之轻视，对艾滋病人的冷酷，对地方政府的错误的掩盖……就显得格外不负责任，使政府的面子受到伤害。如果不是中共政权的打压太过无理，万延海这样理智而低调的自由知识分子，决不会走出公开挑战的一步。
其次，万延海虽然屡遭迫害却顽强坚持，并在忍无可忍之下走向公开反抗，是他此次失踪的最直接原因。从1993年的被迫辞职到2002年被迫取缔，如果万延海象其他被取缔的民间组织那样，不再继续从事他的民间事业，肯定还会有个人的半吊子自由。甚至他继续默默工作，而在爱滋行动被取缔后，不做出公开挑战的姿态，他决不会付出现在的个人代价。即便在退一步，在中共发布网络禁令后，他只在《网络公民权利宣言》签名，而不做出以身拭恶法的公开行动，他大概也不会身陷囹圄。但是，他不仅始终没有放弃对艾滋病的救助工作，而且在新一轮民间抗议活动中，他只身一人率先做出了“自请违法”的抗议行动，这大概是官方最难以忍受的。由此可见，现在的中共政权要求于民间的，不是被管制者的真心认同，而是基于恐惧或基于利益的违心驯服。
万延海失踪了，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万延海的未来命运，大概也是凶多吉少，特别是在十六大召开前的敏感期，权力恐惧会随时造成严厉镇压的痉挛。面对这样野蛮的警察国家，逆来顺受是毫无出路的，只有通过越来越多的万延海式的主动抗争，才能期望国人免于恐惧的生活的早一天到来，类似万延海的神秘失踪现象才能从制度上加以防范。
谨以此文，表示对万延海的敬意。 2002年9月1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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