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26日，浙江“省联总”武装进攻萧山，制造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26日凌晨，“省联总”所属数十个单位的4000名经过军训的造反派，在支左干部和“省联总”负责人指挥下，分3路武装进攻萧山，打死90多人，伤者众多。他们冲进公安局查抄档案，砸开监狱，带走5名在押犯，抢走监狱枪支和财物，不少机关商店也被抢。据10多个单位统计，被窃粮票5万多斤，损失10万元。农机厂被枪弹射中起火损失达24万多元。
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骇人听闻的“老红卫兵”法西斯式的残杀无辜者事件。8月下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来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8月27日，有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揪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方的“变天帐”，于是又把目光投到其他“四类分子”以及一些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立即返回，以便满门抄斩。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有325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到残杀，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有22户被杀绝。另外：从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时间里，北京市共有1700多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8.5万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赶出北京。此外，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市共有11.4万多户被红卫兵抄家，或被迫闻风主动交出各种财物。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等被焚烧了8天8夜，大量文物被毁。
1967年8月28日，宁夏青铜峡发生部队开枪杀死造反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夺权斗争中分化出两派群众组织。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两派势不两立，多次发生武斗。8月16日，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宁夏问题表态，支持造自治区党委反比较彻底的一派，认为他们是“左派”。他还要求驻宁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并公开讲：“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对另一派，康生斥责他们为保守派，应该解散。康生的讲话引起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极大愤怒，他们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康生的口号，并组织人冲击了宁夏驻军机关。8月28日，康生说“保守派”群众要搞“反革命政变”，“性质变了”，下令调动宁夏驻军进行武装镇压。当场打死101人，打伤133人。197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同意宁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为宁夏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冤案平反的请示报告》，对此案予以平反昭雪。
1969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发布。毛泽东批示：照办。《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指战员：一、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三、军队指战员必须严守岗位，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联。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另立山头、重拉队伍的，要强令解散。五、坚决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上交武器。凡负隅顽抗者，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六、绝对不知冲击军队，抢夺武器，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很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职工、农民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进行生产。九、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度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1970年8月29日，宁夏银川市革委会宣判“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是由13名1966、1967届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修组织。其中有3名当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中年纪最大的26岁，最小的21岁。他们在“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守则”中写道：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元件，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战士。”因为成员不住在一地，“守则”还说，“自修大学”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组织成立以后，自筹经费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六篇文章和三篇农村调查报告。1970年3月，在当时进行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这个组织被当局定为“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 “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他们的罪证，就是他们在两期“学刊”上印出的文章和他们的来往书信。这13名青年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志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拒捕关押和在本单位被隔离关押和“批判”“斗争”。其中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自杀。1978年8月8月5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召开大会，为这一冤案平反。1978年8月7日的《宁夏日报》发表了以《拨乱反正、彻底昭雪》为标题的报导。197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也报导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错案中受到残酷迫害的青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为《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这篇文章表扬这写青年“一面在农场、社队、工厂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面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钻研理论探索真理的精神”。
1967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第二年1月，又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讲话，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面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领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此后，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1967年8月31日，湖南发生大批武器弹药被抢事件。从7月底到8月底，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大批武器弹药被抢，共计被抢走各种枪支818支，“六0”、“八二”迫击炮27门，手榴弹1万多枚，子弹250万发。
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还先行发表了1975年第9期《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1966年9月1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复信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讲述了8月29日北京大学红卫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毛泽东就此复信，并对章士钊的来信批示道：“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同日，周恩来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另还亲自理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１）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２）部长、副部长；（３）政副；（４）国副；（５）各民主党派负责人；（６）两高；（李宗仁）。
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有：
政策问题：
１．团结大多数问题。依靠左派，教育争取中间派，孤立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
红卫兵在学校是少数，１０００多人中，只有一、二百人，要争取团结大多数，除了顽固分子以外，都要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首先是对工人阶级要讲团结，到工厂首先要请教工人，还有农民、解放军、服务人员，要向他们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我们既要革命，又要生产，你们要照顾这一点。不能停止生产，服务行业也不能够停，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这样大多数人才能站在你们这边，各方面才能支持你们。要与公安部门配合好，团结好，因为公安机关是我们的专政工具。
２．敌我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打击谁？依靠谁？主席讲过好多次了，大家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地、富、反、坏、右，不是一般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都打击。一般在城里已落了户，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如果逃亡地主有血债，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坏分子，应当回去。
要查有实据。右派分子有两种，已摘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
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
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批判他的威风，他的威风要打倒，有的未做破坏活动，还有选举权，就不要打倒。
取消定息，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已经领的退回去也不好，因为这是合法的。
对知名人士，如民主人士年岁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下边还要讲这个问题。
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这样你们在座的许多红卫兵自己就要保自己了。
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搜查？如宋庆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能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００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
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打击流氓分子太宽了，斗争年轻娃娃，有的有流氓行为，有的只有点偷窃。
文斗武斗问题。十六条讲了文斗武斗，社论也讲了。武斗只能体罚，文斗才能攻心。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对俘虏军官都不打。
有的人好象打了一下，会壮声势，实际上失去的是同情。
红卫兵要解放军和公安部门保护你们。态度不好，不需要打。
我们不提倡武斗。应坚持说理，主席一直提倡文斗。
搜查，要充分调查。公安派出所要谨慎。是否没收金钱？
要讨论一下，现在就很被动，未登记，未给收条。不能光靠热情，还要有组织，不能用没收的办法。登记不要弄错了。如要退还就很难算帐。以后要有秩序，有极少数红卫兵，占用了手表、照相机，这就不好。
戴高帽、有的２０斤重（陶铸同志插话：这也是体罚），应当把道理告诉大家。我们提倡文斗，以理服人。
保护、爱护公共财产和群众利益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毁了太可惜，应该注意。
…………
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部门，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和解放军要保卫整个国家。还有新华社、广播电台，机要档案，不能随便搞乱。
到外地去的红卫兵，由于组织准备不好，与各地工人、机关发生矛盾，主要是打人，使当地党委不好做工作，这次要有组织地去。
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要求紧紧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发展和巩固大联合和“三结合”。他们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5.16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文章说：“新闻事业，包括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们的宣传。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文章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1970年9月1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讲话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啊，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约。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书。从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的惆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