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成了部委及地方官僚与财阀相勾结的“诸候经济”势力。
二.出现了直接为民营或外资利益集团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三.精英、企业名流和官员构成了权贵资 本扩张。“诸候经济”剥夺了最广大农民的剩余和工人饭碗，买办官僚大肆消弱了民营经济，权贵和精英使草根族和个体经济苦苦挣扎。特权阶层维护的既得利益，在垄断专营利益上咬住了不撒嘴。 愈是有权愈是有钱的高层人士，不安全感愈强，离散情绪 愈大。高层预期紊乱和离散情绪，导致了超短期效益，促使银企人士丧失信心疯狂侵吞国有资产。肆意弱化中央政权，并弱化民族主权。中国高官可能是全球化的先锋，包括资金抽逃，子女出国、永久身份等等。富人权贵离散导致整个中层信心崩溃。大量的资金外逃会导致一个国家破产。（南风窗2001-1南雁）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数据显示，多年来，中国外逃资金的数额在持续上涨。1997年是364.74亿美元，1988年是386.37亿美元，1999年稍有好转，为238.3亿美元。但2000年却猛增到480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中国大陆的实际投资才407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 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后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陈春明教授在了解到中国外逃资金的金额时做出的反应是：“480亿真的是很可怕，很大的数字。” 央行金融所秦池江认为，资金外逃有多种因素，如一部分业主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心存疑虑；腐败分子、走私集团转移资金等。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内地经济体制不健全，管理强度弱。外逃资金巨大已经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天元数据）
中国出现了新资产阶级
2000年我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10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7倍；资产总额13307.7亿元，比1956年多340 倍，说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人不承认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理由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团”。 列宁说的“集团”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都拥有企业的产权 （掌握着生产资料），都雇佣员工，剥削雇工雇员，他们与被雇佣的员工是利益矛盾、
相互对立的。因此，不管有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被雇佣的员工是一个利益集团，资本家们是另一个利益集团。他们还有很多代言人“著名经济学家”，又添加许多媒体不断地向他们献媚。党和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已然是他们的代表。今日中国的资产阶级的“组织糸统”之发达，以及他们拥有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舆论工具之多，远远超过过去的资本家。 （天元数据）
精英在“通往被奴役之路”
这是哈耶克的警句，却变成知识分子的一个理论怪圈和眼睁睁的陷阱，他们常依附于某一个阶级，常被权贵所利用，成为“御用”，或为“帮闲”。他们不构成一个经济的实体，他们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仅以知识为中介，从而获得自身的社会价值。一些精英扮成民主斗士的同时，自然要吸国际资本的奶，就跟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权贵的 “帮闲”一样。哈贝马斯来华，谈到当前中国思想界状况时哈贝马斯突然问：我一直有两个印像，但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所以不敢判定这两个印像对不对，请你们谈谈对我的感觉的看法。第一个感觉是，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 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反动文化辩护的倾向。（天元数据）
做不成“御用”，也做不了“帮闲”的精英，晧首穷经在忙什么，我偶尔看到梁漱溟在民国36年在河北定州所做的“乡治”实验报告，与1997年以来民政部大搞的村民直选别无二致，何清涟女士在《历史鬼吊》中说，她看到民国33年的安徽教育厅档案中些关宪政的论文，何女士惊叹，几乎没有历史空间的阻隔，和90年代精英们大谈民主威权何其相似，旦历史的链条中断了其码50年，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做重复劳动，丝毫也不知前人的努力，也就无所谓继成和和超越。你看，历史有时会奇妙地重复。
张五常在中山大学演说，涉及中国的最重要几个问题。引文长些，看看很有意思。张五常重点谈的是--1、明晰产权。2、腐败问题。3、知识分子问题。
“界定权利有三种方法，不是两种。一种是以人的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改革前的中国就是那种；一种是以明晰的产权来界定权利。但中间还有一种，就是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写进遗嘱里面。
海关的贪污权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贪污，我星期二、四、六贪污（笑声），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现在海关贪污权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说走私的权利就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拿一张价目表出来给你看，走私有这几种，你要我担保安全性有多高?绝对安全的是一个价。各种价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来界定贪污权利的情况制度化了，那就无药可救。看看印度，无药可救嘛！（笑声）中国的问题是，上面要管，可市场是自下而上的，管制从上面来，又要讲市场，所以中间就撞得一塌糊涂。所以中国渐进的话，印度这一关就很难过。你要一步 跨过去，所以我就说一定要快，一定要一整套的改革推出。弗里德曼提出一个"砍老鼠 尾巴"的比喻。他说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长痛不如短痛嘛 ！（笑声）弗里德曼经常说这个比喻。我带他去见一位中国的省长。省长说，教授啊，我们中国的老鼠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条呢？（掌声）弗里德曼哑口无言（笑声）。我当然知道答案了，很明显嘛，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嘛！”（掌声点评：反腐已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反腐败、反垄断、反朋党”只是攻击、剪除异 己的一种策略，高喊“反腐败”的人中，也难脱腐败干糸，所以最终使“反腐败”沦爲了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政治表演。）
张五常批评内地年青经济学家
“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产权不重要，搞所谓生产函数，英文叫 "ProductionFunction"。你说生产函数能解释经济繁荣吗？产权就可以！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学者认为产权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简单：许多经济学家是很蠢的嘛！（笑 声、掌声）现在很多年青的经济学家，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架构。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改造社会，也不是数学游戏，而是解释世界的现象。一定要先有一个现象，然后才去解 释，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我所有的论着，都是从一个现象入手的，都要先了解世界，然后用很基本的理论解释这个现象。 可是现在的博奕论，我不知道它解释了什么。那些小年青，像杨小凯这样的人才，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这超那，是对什么现象超出来啊？他们算是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了。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 我走的经济学的路子跟这些小年青的主要区别在于，我对世界的事情认识很多，他们是坐在象牙塔里，很多数学，很多博奕理论，没什么内容。你要解
释世事你就要了解世事，最蠢的学者就是解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他们解释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天元数据）
张五常以为中国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特权阶层维护的既得利益的问题。几个行业都给堵塞住了，一个就是金融。不开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话。刚才我跟你们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说，中国没有金融中心，不开放金融，怎么可能搞商学院？学生读的书，里面讲的制度啊，融资办法啊，都是外国的嘛。金融中心要搞，就要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要允许外国银行进入，要让外国的经纪进来。但现在这些全都给特权控制住了。我看中美签定的世贸协定，看不到取消外汇管制，那怎么能行？
第二个问题，要让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转入城市，已经转了很多，但远远不够。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这很容易嘛，取消户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给农民，界定他们的产权，允许他们把地卖了，拿着本钱到城里去碰碰运气，然后就完全不用再管，市场自然会搞掂。 也不用担心治安问题，因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会 增加，只要不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1868年，那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突然之间那个5岁大的皇帝，听了宰相的劝说，在一纸法令上签了个名，日本的土地权可以自由转让，农民无事可干，大量涌入城市，政府完全没有准备，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要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大增长的时期。香港也是一个例子，解放后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时候很多人跑到香港，香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有深圳，20年来，深圳人口暴升10倍，有什么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政府千万不要管它（笑声、掌声）。
第三个问题，要发挥中国最大的长处。最大的长处是什么？人力资源。中国人努力、勤 劳、物美价廉（笑声）。脑力也厉害，好像在座各位的脑力就很厉害。怎么发挥这个长处？取消海关吧！随他自由进出口。中国人哪里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跟老外竞争，政府为什么要绑着我们的手脚？保护我们就等于绑着我们的手脚，那叫我们怎么去竞争？我认为根本不需要保护，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国绝对开放，取消所有的进出口管制，与
外国直接公平竞争，完全不需要什么世贸组织。中国人怎么可能输？不可能的！”（长时间的掌声）（天元数据）
肖伟才称，中国急需调整阶层利益。贫富差距的加大，是造成各阶层间矛盾的主要原因。10多年来，农民与其他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的怨气愈来愈大。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被誉为“老大哥”。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日益完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国有企业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市场的情况，许多工人不得不下岗。有的城市的工人在生钌匣共蝗缗┟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