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万万的人成了灰，谁记得他们？！
我的美国驾驶执照上有一颗红色的心，我是自愿器官捐献者(Organ Donor)，我愿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所需要的人，我希望他们因此享受更多更美好的人生。这是我的权利，我的尊严。这是我对文明社会的认知。
共产党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看待人生从来是物质化的。他们认为生命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在劳改营里，有些人绝望自杀，公安干部就会说：“死了无非臭一块地！”这一句话，在十九年的劳改营生活中，我听了无数遍。
既然生命、自由都没有价值，何况死者及死者的器官！中共利用死囚器官的基本观点就在于此。
1985年看到中共这份文件后，我明白这个政府将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大量地“利用死囚器官”。诚如今天在大陆社会流行的，若患者需要某种器官，只要有钱，或者有“关系”，医生就会对患者说：“等下次死刑﹝执行﹞吧！”
中国大陆的各类器官移植的数量，近年来急遽上升。在这个人们普遍没有捐献器官的思想意识，并且不存在捐献器官的社会及医疗系统中，其移植用的器官几乎全来自于死囚。在中国大陆，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实际存在的现实。在中共统治长达半世纪的中国大陆，社会的道德及价值观念已经变形，人们不会对这种暴行进行抵制。
中共政府按照它的宪法，制定了刑法以巩固统治秩序。按照刑法判处和执行死刑，然后按照中共政府制定的“利用死囚器官”的政策，安排医院及医生摘取死囚器官。不仅供给国内的患者，而且大量地招徕国外患者。参与这种手术的医院是政府的医院，其中近半数是军方的医院。参与的医生都是政府的雇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利用死囚器官所得的利润，全部进入政府及政府雇员的荷包里。
1994年4月，我同我妻子自称是美国来的肾患者的亲属，去查访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见到了中国医学界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泰斗夏穗生教授。他欢迎我这位来自美国的访客。他承诺移植手术一定完美，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经验而且器官来源充沛，品质极佳。但是“按照政府规定”他不能告诉我谁是器官捐献者，叫我别考虑器官的来源。
随后，我找到一个机会去了医院的病房，访问到五个最近才在同一天接受肾移植的病人。他们明确地告诉我自死囚取得肾器官移植的详细经过，我们拍了采访录像。在采访即将完成时，夏教授突然来到病房，下令将我们赶出病房，厉声嚷着：“怎么可以让他们到病房来！”原来他有所顾忌。
但是，同时我听到也看到接受器官的患者对医生的感激。我也觉得无论如何医生对患者的生命及治疗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这是不可抹杀的。当我准备揭发中共这种残暴践踏人权的恶行时，这些医生也要被谴责吗？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二位器官移植主治医生说：“我们是医生，不过问这些死囚犯的判决，器官利用的手续等等问题。他们死了，他们的器官与身体一起火化掉了，不是浪费了吗？人死了就成了一个物，我们利用废物为病人造福，我们对病人负责！”
1994年8月，我专程去参观了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茨集中营。我设想，假如今天是1943或44年的某一天，而我是一个亚洲地区的医生，并且我不同意纳粹建立毒气室大规模的残杀犹太人及其它人类。但我正在做一项医学研究，就是海员或渔民失事沉溺于冰冷海水中，被救起后怎样救护他们的生命。我在实验室中利用了各种生物，做了许多实验。现在我看到每天有上百上千的人被送进毒气炉被焚化掉，自然想到为什么不“利用”一下？于是我走进奥斯维茨集中营，商得纳粹长官的同意，并向正在走向毒气室的犹太人介绍我的实验要求，问他们是否自愿来我们实验室当试验品。我对他们说不保证他们一定能逃脱死神，但至少不会马上走进毒气室，难说或许还有生存的机会。同意者签字。我相信有人会“自愿”来的。
纳粹覆灭后，奥斯维茨集中营的二十三个纳粹医生在纽伦堡被审判时，都提出辩护，强调来实验室被试验的犹太人及其它人都签了自愿书。他们做有益人类的医学实验。众所周知，这些纳粹医生都被判决了，他们的医学实验是纳粹暴行的一部分。纽伦堡大审的法官明确宣布这种在失去自由，在恐惧，在暴力面前的所谓“自愿”，是不存在的。
中国大陆的“死囚犯”都“自愿”捐献他们的器官吗？中国大陆的医生不仅丧失了医学的道德准则，并且直接参与了中共的暴行，他们必须受到谴责。
半个世纪以来，共产党政府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每年处决死囚最多的一个国家。大量的死刑，提供了丰富的器官来源。由一个政府完全控制下，这样长期的、大量的“利用死囚器官”牟利，恐怕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对这种暴行的沉默或忽视，等于贬低自己的人格及污损了文明与道德。 (吴弘达 4/26/2002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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