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发展势头，让中国执政当局面临了一种两难的抉择：一方面他期盼通过培育网路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越过一些传统经济发展中的沟沟坎坎，直接跻身世界新经济的行列；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网路发展对于通讯传播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动摇自己建立在垄断思想意识形态资源上的统治。前一种期盼，使得中国的网路硬体技术这些年来有了世界爲之刮目相看的进步，后一种担心则发展出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路"攻防战"：
首先，中国在短时间内以极高的效率制定了管制互联网的法规，其数量之多、惩戒之严可能要数世界之最；其次，中国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网路警察”；中国的监狱里关押着黄琦、綦严成、杨子立等一批因爲在网路上进行自由表达的人士，人数之多也创了世界记录；此外，政府不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在海外招聘高科技人才，研制了许多创世界水平的监控软体；最近又有报道，今秋中共“十六大”举行前，公安部将对互联网“大清剿”，以净化舆论环境。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互联网自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在一般情况下超出了任何企图遏制它发展的阻力。早些时候有美国之音和“三角男孩”软体的联盟，旨在突破网路封锁的"自由网"也应运而生。法轮功在江泽民和中共高压之下，之所以能够百折不绕地的坚持抗争，除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信仰以外，据信互联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海内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有人形容，这是IT时代一场空中长城与空中民主墙的对决！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相当神速，但是它的盖率主要集中在三个大城市，即北京、上海和广州。而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几乎还没有互联网。尽管有人（中国人权代理执行主任谭竞嫦）担心，“如果互联网的使用只集中在城市受过教育的男性人口以及中产阶级的层面上，那么互联网就不是推动在中国建立民主和文明社会的真正工具。”但是，包括“中国劳工通讯”、“农民论坛”在内的网站，已经把自己的物件定位在中国社会的基层劳动大众身上，象哈维特教授更是坚信：如果中国全国的失业工人能够更经常地上网的话，他们就会得到爲反对现政权而组织起来的工具。
发生在中国的互联网攻防战，也揭示了网路技术的两重性，它即可以成爲促进文明进步的工具，也可能变成维护专制独裁统治的帮凶。有人曾经担心，希特勒当年如果抢先一步掌握了原子弹，二战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这种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应该有助于我们对北京掌控网路技术的用心，保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