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却雄辩地证明了我的天真和幼稚,在我们的周围,真的就有"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寻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的角色。四川省宣汉县的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例证。
上海科洋公司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它的老总龚文辉是一个来自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过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了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2000年9月,这家私营企业向四川和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出了1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资助了两省各25名儿童。他们"一对一"对口方式是:捐助者款项用于一固定的儿童,小学期间共400元,每学期资助50元。这家公司按照基金会发来的资助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资助的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15个孩子陆续回了信。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科洋公司致信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2001年8月,他们收到了7封四川省宣汉丰城区的、不同乡的儿童来信,表示收到了钱。可这7封信的笔迹完全一样,也都是于2001年7月30日8时寄自同一个邮局。后经证明信,这些信完全是假的。这7名孩子根本没有得到捐款。
叫人难以置信的是,科洋公司通过正规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三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捐助款。上海科洋公司愤怒了。作为读者的我,也无法不感到义愤。
在此,我为科洋的公司的义举,以及他们爱心,致以崇高的敬意;也为科洋公司的负责精神,表示深深的敬佩。如果没有他们的认真,这桩丑闻也就不会暴露出来,而我们的那些苦难的孩子,却还在空担着希望工程捐助的虚名。
这些助学钱的去向,我们暂且不管,就四川省宣汉县的做假行为,我想伤害的不仅是上海科洋人的感情;也动摇了人们对希望工程的信心。对希望工程的信誉也是一个一个沉重打击。科洋的老总龚文辉不就表示,将继续捐失学儿童,"只是今后不一定通过希望工程了。"
在农村,还有许多的贫困家庭,还有无数需要资助的失学儿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是一直在强调要重视教育吗?为什么就不能为他们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措施?我们承认"希望工程"是一项义举,是一些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人们的无私奉献。可是,我们知道,希望工程的捐助,对那些迫切需要救助的失学儿童来说,只有说是杯水车薪。它所能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十分有限。更何况还有那么一些人,从这本已是稀有的资源中动手脚,做文章。
我们知道,国民教育有其特殊之处。就是它有不可改变的先期投入,后期收获的"滞后性"。教育投资回收周期长,教育成效更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显示出来。民众教育成功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兴盛衰亡。因此,政府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必须担负起普及国民教育责任。纵观世界发达国家,无不把教育放在政府开支的重要位置,尤其重视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希望工程"这个名字,本身也是政府无能和国民丢脸的象征。中国是实行9年义务制教育的,很明确,每一个小孩应该是政府出钱的,何劳大家捐助呢?明显地问题出在了政府的身上。没有书读的孩子,也完全有理由把政府告上法庭的。国家一方面克扣教育方面的预算,另一方面花钱搞各种愚蠢的工程。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啊。
由于教育的失败导致道德的沦丧素质的下降,已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们的政府,如果真的以民族利益,国家发展着想,就不要把对教育的重视,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表达在口头上。为什么不能停建那些好大喜功,耗资千亿元、劳民伤财的工程?而把这些钱用来发展教育?用来提高我们国民素质?为什么不能嘴下留情,放下你的筷子,省下每年数以千亿的公费招待来办教育?为什么不停止那些纯粹是以党政干部公费旅游为目的出国考察。每年省下那多达三、四百亿的钱,要办多少所学校?损助多少贫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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