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危机”了。在当今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商业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是具体的个人和企业与政府之间，都处于一种相互之间的缺乏某种信任和信用的危险局面。
万恶“骗”为首
古话说：万恶淫为首。现在这句话已经可以改为“万恶‘骗’为首”了。
曾有文章谈到“信用”二字，在西方骂一个人是流氓也许不会惹官司，但要骂他是骗子就可能有麻烦了。那场波及全球的绯闻风暴--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绯闻案实在是个极好的注脚。在美国人看来，“万恶之首”显然不是“淫”，而是“骗”。差点致克林顿于死地的不是他与莱温斯基是否发生了性关系，而是他有欺骗美国舆论和公众的嫌疑。
说到“信用”，中国也曾把它放在首位，两千年前便有“人无信则不立”。但要说“传统”，说一套做一套恐怕拥有更多的事实。今天许多人在这方面更进化到了牌坊都不要的地步。
今年春季，刘晓庆拍了个电视剧，电视剧还没开播，忽传剧中两个女角色竟是她的“私生女”。但很快有报道分析说，这是刘晓庆为推销电视剧炮制的假新闻。随后被传为刘晓庆的两个“私生女”的家长，也笑嘻嘻地出面澄清这一不实传闻。
几年前曾提议“新闻也要打假”的刘晓庆这次却一声不响，装聋作哑了。
也许情变婚变闹多了的刘晓庆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那两个十七八岁旧时该称“黄花闺女”的是否在意？事件发展的过程已经表明，今天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传媒，都没人把这当回事了。但即使这些都不论，对于曾自诩影后、岁数直奔50的女人，用这一拙劣方式来吸引观众对电视剧的关注是否太可悲太下作了呢？
炮制“私生女”的假新闻是利用人的窥视欲推销电视剧。其性质与电影《变脸》剧组炮制的“狗娃失踪”案异曲同工。1996年，电影《变脸》公映前夕，未成年的“狗娃”扮演者(《变脸》的主角)突然被策划“失踪”了，一夜间中国许多城市的街头贴满了“寻找狗娃”的海报，《变脸》的剧组肆无忌惮地利用中国人的同情心进行了一次欺诈式宣传。
不论是谁在利用人的窥视欲和同情心进行欺诈式宣传，说这很无耻总不算过分吧？
“我骗你，因为我爱你”
“大跃进”时代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可以改为“人有多无耻，地有多大产”了。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愚昧的准宗教性质的全国性狂热，跳到了赤裸裸的拜物教的全国性疯狂。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正经历着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消灭羞耻心的强化训练。人的生存游戏规则被修改。
前两年“偏执狂才能生存”曾一语风行。社会上的流行语通常讲述的不是某种人生的哲理，而是揭示着生存的现实，当“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是普遍事实时，也是人们无法逃避的现实后，“不要脸才能生存”就成了“真理”。
在没了救世主--信仰危机爆发后，生存的艰难和危机感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突然成了课题，而当现有的法律存在着的严重缺失时，靠欺诈为生的现象就在整个社会迅速蔓延。
电影导演张元拍过一部关于李阳《疯狂英语》的纪录片，最初的名字是《一个不要脸的人》。有人问张元拍摄这部影片的动机，同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疯迷学英语、疯迷于集体用大声喊叫的方式学英语？张元说：“这个故事非常荒诞。学英语用集体大声喊叫的疯狂方式，大家一起舞蹈，最大声、快速的方式。当然我最关注的除了这个学习方法，还有李阳这个疯狂的人，他的人生之路--一个过去非常自卑胆小的孩子，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人；这个人的传奇故事同样使我深思。”(见《三联.生活周刊》1999年9期)
学过外语的多有这样的体验：学外语的一大障碍就是“羞怯心理”--害怕说错了惹人耻笑。因此这个“消灭羞耻心”的故事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前几年非法传销活动猖獗一时，它已经展示了“消灭羞耻心”的训练在中国达到了什么高度--“传销教父”传授致富的秘诀就是消灭羞耻心，他让无数渴望发财的中国人在黑暗中齐声呼喊：“我骗你，是因为我爱你”，而这些接受过训练的他们行骗的第一个对象，通常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羞耻心已经被彻底消灭的人，只有在亲朋好友那还能骗取一点点信任。
90年代初，无锡非法集资案又导致了陈希同、王宝森这样的大贪官落马。这起诈骗案不仅使无数老百姓的一生血汗化为乌有，非法集资案后面这种背景还直接涉及了政府官员的信用危机，它更深刻说明了当今社会信用匮乏的严重性。
同样，80年代的三角债，90年代商业领域的赖账现象拖垮了无数国企或私企，也都无不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信用匮乏的严重性。
在众多的赖账者中，“中国首富”牟其中无疑是佼佼者。这个欠下银行数亿巨款的骗子还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欠银行的钱可以不还”的理论。并且有一批“经济学家”为其大唱赞美诗。
中国的股市呈现的则是另一番风景。证券交易本是一种融资和投资的工具。投资者本来是想把钱交给那些有本事赢利的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赢利后的分红达到增值的目的。然而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几家具有投资的价值？
避孕药的新用途
要想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信用危机，甚至不用讨论上述问题。只要问问今天的中国人还敢吃什么就足够了。
餐馆里的黄鳝是越来越肥大了，王八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了。但是这种黄鳝和王八可能是用避孕药催肥的。能发现避孕药有这种功效，大概可以算天才。而今天像这样的可怕天才太多了。
今天你还敢吃街上炸的油条吗？又松又大又脆的油条可能是掺了洗衣粉炸出来的。
今天敢吃豆腐吗？它也许是用医院患者腿上的沾着浓血的石膏做的。
今天炒菜，你对所用的食物油还放心么？它很可能是用饭店下水道的污水提炼的。而这个技术早在十多年前就被发明了。
今天还敢吃猪肉吗？今天的猪肉包藏的危脸已不只是病猪。南方某媒体报道了一个最新发现，有人给猪服用某种止喘药，可以增加10-15斤瘦肉。但它会严重损害人的肝脏。
在中国，这些年不断发生工业酒精兑出的毒酒毒死人命案；在南方甚至还发现用“滴滴喂”(剧毒农药)勾兑的白酒，因为这样可以使毒酒的口感变得醇和。
知道“傻帽”是怎么来的么？有篇文章说，一个中国倒爷到俄国的罗夫斯克(伯利)做生意，没有戴皮帽，外出送货时被骤然来临的寒流冻得半死，这时有个俄罗斯人把一顶皮帽戴在他头上，并约定明天此时此地还给他。但这个倒爷没有履约，还对别人说：知道“傻帽”一词是怎么来的吗？就是这么来的。
在当今中国社会，谋财害命早已不限于绿林强盗的打家劫舍。看看泛滥20余年变本加厉的伪劣商品大潮，就知道信用危机已经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而面对这个骗子横行的社会，人们除了感叹“现在的坏人实在太多了”，还能做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是否有条件自己种菜、榨油、养猪？
如果你是个商人，你又敢和谁做生意？
迟到的正义
严重的信用危机会极大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在骗子横行的社会中，交易成本会急剧增长。在这种社会中，无论确认某个商品是否伪劣，还是确认一个生意对象是否可靠，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经济学家强调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在一个没有信用可言，骗子横行的社会，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在当今中国，要搞清楚一个商品生产者的信誉究竟如何，要想实证一个生意伙伴的资信状况太难了，因为一切都可以造假。而一旦上当受骗，在现有的极不完善和低效率司法制度下，无论是索赔还是追债都困难无比。
今年，深圳消费者的“保护神”杨剑昌终于把“爱国港商”--大诈骗犯彭怀海兄弟告倒了。但这个在深圳横行数年，诈骗额高达20亿，用诈骗来的钱还换来几顶官场的高帽的彭氏兄弟，早在去年就潜逃出境了。
杨剑昌在谈到此事时说，作为个人他是相当失败的。的确如此，杨剑昌虽然告倒了诈骗犯，但没有挽回损失的胜利就是空洞的胜利。
中国人向来喜欢说什么“历史是公正的”，喜欢奢谈什么“历史的审判”。
这些年无数中国人都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犯罪的成本太低了，而成功率却太高了。而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指向司法领域。在公民社会中，司法机关是每个公民正当利益的最后防线，因此司法机关的因循低效甚至渎职腐败，最终将产生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不信任气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今社会的信用危机，就是法制的危机。显然这不是改革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