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朱棣称帝，要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台州人方孝儒不愿做御用文人，不愿当那高举合法性火炬入场的运动员，狂草四字：“燕贼篡位”。这四个字，就掀起一场震古烁今的文字狱。株连十族，仅磔杀于市的罪犯即达八百七十三人，至于谪戍荒徼者更不可胜计。
以言获罪，从古至今，算方先生的骨头最硬。道衍的话也算得上一语成谶，天下读书的种子果然就从此而绝。方孝儒才是真正的最后一个儒家。明以降，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
“在专制和大众的刀俎之间，个体的生命是何等的渺小可怜”。《书屋》主编周实先生的历史短篇小说系列《刀俎之间》，以内热外冷的笔法，挑选了十名死于刀俎之间的人物（商鞅、李斯、司马迁、戚姬、甄洛、方孝孺、屈原、袁崇焕等等），以他们分别致死的十种酷刑（人彘、鸩与绫、炮烙、族、定杀、腰斩、宫、凌迟、轘、殛）为题，向我们展现了五千年的另一种吃人的历史。这种吃人与儒家礼教无关，也就与鲁迅先生所言的“吃人”不同。五四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固然是紧要的。但是五四除了后来的胡适，包括鲁迅，都没有将矛头指向吃掉方孝儒、吃掉天下读书人种子的那种力量。那种力量可以容忍荡妇、容忍不肖子、容忍一切丧德败伦的行为，就是偏偏容不得异己的思想，容不得“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从腰斩到宫刑，天下的读书人原配的种子既然已断，剩下的都是良种。而即使是这良种，那种意欲万马齐喑的力量也还是断断不肯放过的。一切变异和进化的可能性，都在不停断地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今天天下读书人的种子还剩下什么呢？当然并非某一个人，在我看来，这种尚未完全熄灭、而正在继续熄灭的种子，就是被称为“另一个政府”、“第四产业”或“政府的第四部门”的现代传媒空间。尤其是艰难的保持着大众和知识分子良心及批评精神的报刊。
在我刚刚读完周实先生的这个短篇小说系列的时候，正是国内报刊业面临又一次被整肃的关头。《南方周末》的事件方才让人们的热血短暂沸腾，尽管南方周末近年的某些转向（尤其在1998年第一次被整肃之后）已经开始让部分人对他不满，甚至已经让他部分地丧失了曾经代表着中国新闻界仅有良知的立场，但他的第二次被整肃，还是让我们无法不对此唏嘘不已。因为这是专制力量对于自由言论的一次宫刑。有人这样说过，即使南方周末已经堕落为岳不群，他也至少为中国培养出了千万个令狐冲。更何况，这一次不是挥刀自宫，而是人为刀俎。
在得知南方周末的遭遇，主要来自于湖南省委对其报道的一份密折时。我就立刻想到了在湖南省委卵翼之下的《书屋》杂志。这一份被称为“最有血气的新锐读书杂志”，在近年的国内思想界、读书界影响越来越大，这与主编周实先生的努力和思想倾向密不可分。湖南，这个始终让我敬仰的省份，一个有着与至高无上的“龙”格格不入的的九头凤凰的三湘之地。有人说，欲灭中国，必先灭湖南。如果说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只剩最后一颗，我宁愿相信是在湖南。但是就在我刚刚读完周实先生的〈刀俎之间〉时，我得知了一个似乎先有着不祥预兆的消息，〈书屋〉编辑部也被整肃，主编周实先生去职，被调往湖南省出版集团信息中心资料室工作。继任者尚未确定。
我已经不敢相信这是一次正常的调整。惨遭两次宫刑之后的南方周末我已经不再买再看了。在失去一份无法替代的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后，难道我们又将失去一份同样无法替代的言论空间？“血性”和“新锐”即将成为过去时吗？在此之前，〈书城〉也停刊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也停了。在更早之前，还有〈方法〉、〈东方〉，更早的还有〈世界经济导报〉。我们失去的难道仅仅是几份刊物吗？我们失去的是天下读书人的种子。〈方法〉停刊的时候，果然万马齐喑，那些忝列编委会和顾问委员会的学界衮衮诸公，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
以前的停刊比如是腰斩，现在对南方周末、书屋的所谓“调整”，就比如是宫刑。其间也反映出当局在处理一些影响较大的媒体时，多少对于舆论有着一定的顾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当局对这些有巨大影响的媒体的利用企图。因为最好的结果就是让你的反对者公开忏悔，公开倒戈。而且这种对于传媒的“宫刑”，在我们今天的体制下，有着一定的合法性。你甚至不能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来反驳。因为传媒都是国有单位，人家政府是作为老板在行使董事长的职权而已。换人撤人，关停并转，吹皱一池春水，关你老百姓屁事。
前两年的〈经济消息报〉产权纠纷案，就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新闻媒体业的市场准入上，依然不允许私人资本的介入。换句话说，就是你的言论自由，仅仅限于如果有一个说话的地方（媒体），你可以去那里说话（小心翼翼的）。但是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地方，而你想自己创办一个说话的地方，对不起，你就是违法。
〈经济消息报〉是一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全由私人办起来的报纸，近年来颇有影响，效益也不错。后来发生产权纠纷，官司闹到有关部委。有关部委联合发文对这个案子的意见是（大意）：在今天，一切新闻单位都是国家单位，一切私人的实际投入，都只能视为对报社的借款。一句话，就把公司法的原则给否定了。
而这就是“宫刑”乃至腰斩凌迟的来源，一切新闻单位都是国有单位，要怎么搞都是国家的事，国家对于信息和思想的控制，就成为了投资人对于公司业务的控制。这是在实际上造成政府垄断媒体和公共言论空间的一个根源。只要在新闻媒体上对于私人的市场准入不放开，就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可言。就可以由中共宣传部门作为所有者的代表行掌一切媒体的生杀大权。
两百年前，杰斐逊说，“信息是民主之源”。当他对政见相反的联邦党人的报纸感到不安的时候，他的做法既不是腰斩，也不是宫刑。他的做法是另办一份共和党人的报纸。面对异端思想，富兰克林·罗斯福选择了无线电广播，约翰·F·肯尼迪选择了电视。而一切独裁者总是嫌麻烦，并且心虚，所以他们的选择往往在刀俎之间。
我呼唤不远的未来有更多的〈书屋〉、〈方法〉和〈南方周末〉。而且我希望这些〈书屋〉、〈方法〉和〈南方周末〉们都是私人办的，我希望言论不一定非要苟活于当局的卵翼之下。我把这种希望首先放在今天的网络上。
当言论仅仅被资本家的利润左右的时候，我们至少不会坐牢。
如果还有比这更好的情形，请相信我，那也一定是在更前面，而不是更后头。
（最后一句话说给新左派的朋友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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