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反腐打击政治离心力量
自周北方下狱及北京市官员集体贪污案被中共自动对外曝光后，江泽民的政治行情在海外舆论中陡然看好，认为过去轻看了江泽民，“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而事实上江泽民在这段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反腐救党”决心，首先是他身边聚集的几个二尚参”点拨的结果，其次这种抓出个把“大老虎二不众的作法，除了替整个共产党政权笼络民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在党内高级干部群体中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而这个所谓的“震慑作用”，又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用打击“太子”经商集团外围势力的手段和在高级干部中揪出几个腐败典型的作法，起到警告“太子”集团核心势力及“教育大多数”干部的作用（用江泽民的话说是：“抓出腐败典型，挽救大批干部。：；第二层意义则是藉反腐败之名，行维护中央权威和打击中央与地方都存在的政治离心力量之实。所以，反腐败，特别是在高层中间隍7d始的反腐败，已成了江泽民手中党同伐异的杀手□，而具体给江泽民出谋划策并暗中掌握一批高层腐败案件“以备不时之需一者，就是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
既是大内总管又是幕后高参
曾庆红自九三年初正式安排为中办主任后，立刻担负起对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编译局等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协调领导”任务，在对内宣传系统、组织系统的审干工作上也插进一手。中央政法委虽也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但该机构负责人任建新在中共党内的表面级别和地位比曾庆红高，曾庆红不好直接向政法委发号施令，于是便直接采取听取公安部、国安部工作汇报的办法，插手司法工作。
这一来，除了国务院系统的经济工作和军委系统的工作，其他各方面曾庆红几乎样样染指，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泽民大内总管。另外，曾庆红还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为基地，组织一批对新权威主义情有独钟的中青年政治学者，定期进行所谓“课题研究”，为江泽民出谋划策；以“调研”为名，为江泽民秘密搜集各方面情报，其“调研”范围上至国务院、车委系统，中至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构，下至各地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无所不包。曾庆红曾经在中办系统的工作会议上公开讲：我们这班人的工作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当好助手，二是当好参谋。
越权中纪委插手反腐败
按照中共党务系统的序列，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的机构，级别当然在曾庆红的中央办公厅以上，中央办公厅照理也没有权力插手中纪委的日常工作，就像中央办公厅无权插手中央军委工作一样。但是，江泽民藉口中纪委没有常务办公机构，要求中央办公厅兼具中纪委办公厅的职能，名义上是统一处理中纪委的行政机关事务，实际上却是要曾庆红直接插手中纪委的业务工作。这一来，曾庆红便“名正言顺”地听取中纪委的日常工作汇报，并不时向中纪委布置工作任务。
同时，曾庆红还利用他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以政策调研为名，行秘密调查之实，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配合下，迅速而直接地掌握了大量地方诸侯及国务院实权部门的贪污腐化、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事实。对于先由中纪委掌握的案情，曾庆红更是藉口“统一研究部署反腐败工作”，专横地要求中纪委随时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此举在中纪委已招致不少闲言闲语，认为中央办公厅越俎代疱，是另有图谋的越权行为。
尉健行不是曾庆红对手
现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是中共高层中难得的清廉干部，但头脑却不很清晰。此人过去虽在陈云、宋平等人那□不被看好，但因为人本份、从无野心而被江泽民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干部。但是，可以信赖不等于可以依靠，原因就是尉健行本份过头，只知道埋头反腐救党，不懂得如何利用反腐败帮助江泽民达到政治目的。与其相比，曾庆红在这方面则是行家□手。
江泽民上台后，在行使其“领导核心”之权威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就是所谓“地方诸侯一不听指挥的问题。而凡是敢于对江核心明顶暗抗的诸侯集团，无非有三大特点：一是所在地区经济地位特殊，以广东省最为典型；二是所在地区政治地位特殊，以北京市最为典型：三是所在地区与中央一些负责人及政治元老的关系特殊，以山东省和四川省最为典型。而这些地区的干部班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外派干部很难立足，或者打不进去。譬如广东省和北京市的领导班子裹，几乎是清一色的当地人。
为达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所谓“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口号一提出，曾庆红就给江泽民出了藉反腐败之机来分化、打击地方诸侯集团的主意。而老实本份的尉健行哪□想得到这一点。
另外，尉健行办案也是严格按照中共纪律检查工作的传统规格和手续进行，将纪检部门的业务与司法部门的业务严格分开。在工作方法上则拘泥于“依靠各级党委”、“坚持群众路线”、“开展政策攻心”等传统模式。而曾庆红一插手这一工作，便暗示手下人“手段服从于目的”，一是对涉案干部大搞秘密调查，二是必要时避开涉案干部的同级党委和纪委。对中共近一年多时间□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的一系列动作较大的清查活动稍加对比分析，就会发现，其打击矛头首先指向山东、广东和北京的地方负责人。九四年内，主要对山东省境内的走私问题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扫，山东多个省市干部频频出事，弄得姜春云和趟志浩一反过去趾高气扬的态度，变得十分小心谨慎。自九四年底至九五年初，又先后开始调查广东人大常委副主任欧阳德和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经济犯罪问题。
北京十六大案件件触目惊心
按照曾庆红的“合理解释”，如果通过同级党委调查腐败案件，一是很可能因为官官相护而不了了之，二是同级党委很可能会对涉案人员通风报信，其至搞攻守同盟。所以，无论是对欧阳德的突然逮捕，还是对王宝森的突击谈话，事先都没有通知同级省、市委。
北京市一连串官场腐败案件陆续曝光后，因为是尉健行带领中纪委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尉健行本人又被安排了北京市委书记职务，故外界都认为北京方面的腐败案都是尉健行一手主抓。但事实上由尉健行一手主抓乃是决定让陈希同下台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曾庆红通过自己手下的秘密渠道，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配合下，先后掌握了十六件北京市的腐败大案，宗宗都是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所谓“大案”、“要案”。因为周北方招供和李其炎前秘书坦白而向外界曝光的关于王宝森涉案范围及关于陈希同之子陈小同涉案范围的内容，仅仅是曾庆红手中证据的一部份。
攻破北京市委曾庆红立头功
所以，攻破令江泽民长期头痛不已的北京市“独立王国”，实在是曾庆红立了头功。那段时间北京市委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即王宝森之死曾令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懊恼不已。按照曾庆红给江泽民设计的如意算盘，是要以王宝森为突破口，将北京市的经济案件彻底查清楚，然后以死刑或死缓的刑求处理王宝森。这样，既能够在老百姓那□得分，又能够将陈希同彻底搞臭。至于对陈希同的组织处理，按照曾庆红的设计，也是要等到九五年年底的五中全会。王宝森之死坏了曾庆红计划
另外，曾庆红还有一个如意算盘，是只要能够攻破王宝森的心理防线，令他坦白出近年来所有与北京市方面有联系的经济违法、违纪活动，就必然会顺藤摸瓜摸出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特别是党内政治元老的亲属、子女、秘书们的经济问题。本也是元老子女出身的曾庆红当然不会计划将这批人全部打光，但只要把他们的经济犯罪证据抓在手，就不用再担心这批人在政治上对江核心逆反，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向这些人暗示手中的证据，令这些人明白只有全力维护江核心才是唯一的出路。
但现在王宝森一死，许多案情调查无法深人，令曾庆红的计划落空了一部份。更令江泽民和曾庆红都气急败坏的是，王宝森的突然自杀，令中共政治局不得不采取临时行动，由中纪委接手调查，并马上为陈希同安排了继任。在仓促应战的情况下，乔石提出尉健行接手北京市委，江泽民拿不出理由反对。
广东经济案亦由曾庆红主办
另外，在北京市王宝森案事发之前，曾庆红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已在调查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的经济犯罪问题。欧氏是上生上长的广东省人，一九四九年后他的顶头上司是现任广东省人大主任林若和现任中共广东省政法委书记方苞。林若、方苞高升后，欧阳德长期主政东莞。林若自广东省委书记退居二线出任省人大主任不到两年，即将欧阳德安排为省人大副主任。此时欧氏已整整六十岁，到了中共副省、部级以下干部的退休年限，而省人大虽然是所谓二一线”职务，但对欧阳德来讲，却是到退休年龄不退休，行政级别反而升了一级（省人大副主任的行政级别同副省长一样），由此可见林若等人对欧阳德的器重。
打欧阳德为敲山震虎
不难看出，曾庆红给江泽民出主意拿欧阳德开刀，实际上是要给林若难堪，自然也是给整个广东省的地方诸侯势力难堪。
有人分析说，欧阳德的经济案可大可小，意思是只要林若今后保证给江泽民面子，欧阳德至少不会上断头台。谁都知道，林若其人虽然过去在党内职务上是叶选平的上司（林若是省委书记，叶选平身为省长，但党内职务只是副书记），但在行动上从来对叶选平唯命是从，对中央号令则可听可不听。叶选平上调中央后，林若虽然也退居二线，但新任省委书记谢非在林若面前从来没有“不”字，在中央大员面前，譬如在朱熔基面前，则处处维护本地利益，甚至不惜与中央指示暗中对着干。所以，打欧阳德，说到底仍然是首先在政治上“敲山震虎一。
清理内贸系统震慑国务院
广东和北京的地方诸侯被警告或干脆被动了组织手术之后，曾庆红的打击矛头转而指向国务院系统，第一步便是拿国内贸易部开刀。九五年三月初至九五年七月，国内贸易部机关及在北京之外的派驻机构中，先后有一批干部被司法收审或停职交待问题，总涉案人数说法不一，有说已达到六十多人，有说已超过百人，而且有近十名司级干部。
而对内贸部的清理，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并无清理地方领导班子那样复杂，至少在九四年一年时间□，内贸部确实有一批人利令智昏，利用职权做了一大堆伤天害理的事。但是，这一清查行动本身也是由曾庆红主导，而不是由尉健行的中纪委或任健新的政法委主导。因为曾庆红主管的系统一再越权，中纪委和政法委实际上成了曾庆红那套系统属下的“执行机构一。凡涉及中央或地方重要领导干部、高级干部及政治元老子女的经济案件，都是先经曾庆红之手筛过，再根据政治斗争需要决定先搞谁、后搞谁、威胁谁、拉拢谁，然后才将决定抛出的典型案件和典型人物交由中纪委系统或政法系统具体查办。据说，乔石、任建新等人已看出江的狼子野心而静观其变，并乐得坐山观虎斗，以便在权力倾轧中渔利。
曾庆红权倾朝野不可一势
至此，曾庆红已是权倾朝野，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说北京市的十六宗大案因为王宝森的自杀很多已经断了线索，但除了已入狱的周北方、陈希同、欧阳德等人的案子之外，据说曾庆红手中仍有二十余个，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拿出来当作打击政治离心力量、震慑地方诸侯或国务院部委大员的致命武器，足以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撑腰。虽然曾庆红这样行事无疑是权大风险也大，甚至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但正如曾庆红统领的江泽民谋士班子所分析的那样，共产党已经没有退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已经没有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