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李強於2024年11月5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演說。（AGATHA CANTRIL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月12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報導）2025年初，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一次國務院專題學習會上，公開批評地方政府濫用行政裁量權，嚴詞要求各地執法機關不得濫用司法手段迫害民營企業家。這番表態引發了廣泛關注，被外界視為李強「越權」干預公檢法系統的標誌性動作。前內蒙官員杜文在自媒體的《內部視角看中國》節目中分析，作為中共控制社會的「刀把子」，公檢法系統一向由中央政法委和習近平直接掌控，歷來是中共高層維繫權力穩固的核心工具。因此，李強此舉不僅被認為是對現有權力格局的一次重大挑戰，更被視為觸及了中共體制的敏感神經。
刑事執法權是中共維持政權穩定的重要工具，涉及公安部、最高檢、最高法院及中央政法委等機構。在中共權力體系中，國務院雖然名義上擁有行政執法監督權，但刑事執法權卻直接聽命於政法系統。李強作為國務院總理，竟通過國家發改委和司法部發文，干涉刑事執法工作，實際上是跨越了中共內部的權力紅線。外界普遍認為，此舉是李強借整頓執法亂象之名，嘗試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力範圍。然而，這樣的做法在中共內部引發了巨大的政治震盪，並成為觀察中共內部權鬥走向的一個重要窗口。
經濟困局與司法亂象：地方政府的「遠洋捕撈」手段
杜文表示，近年來，中國經濟陷入持續低迷，外資撤離、民營企業主轉移資產的現象愈演愈烈。地方財政赤字不斷攀升，地方政府為了填補財政漏洞，頻繁使用「遠洋捕撈」式執法手段。所謂「遠洋捕撈」，是指地方政府跨區域執法，通過查封、罰款、沒收財產等手段斂財，以解決本地財政危機。這種執法方式嚴重損害了企業家群體的利益，導致無數民營企業主破產甚至被迫流亡海外。
李強在國務院會議上點名批評這些執法亂象，要求嚴禁跨省執法和不當凍結企業資產等行為。這不僅是在呼應社會對執法亂象的不滿，也是在為恢復市場信心、吸引外資做出努力。然而，這背後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問題。地方政府的亂罰款、跨省抓捕，已經不是簡單的執法不當，而是地方財政收入模式的「常態化」操作。在經濟持續下滑、稅收不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很難放棄這一「生財之道」。因此，李強的整頓意圖，實際上是在觸碰地方利益集團和公檢法系統的「乳酪」。
地方政府與公檢法系統之間形成了一張盤根錯節的利益網路。地方執法部門不僅通過大額罰款和資產查封獲取收入，還以此作為穩定地方秩序、打擊異見力量的手段。這種執法亂象進一步加劇了民營經濟的寒冬，讓中小企業喪失信心，甚至引發恐慌性資本外流。在這種背景下，李強提出整頓司法執法的政策，被視為試圖扭轉這種惡性循環。然而，政策的推行需要強大的政治支持，而這正是李強最大的挑戰。
權力博弈中的李強：改革者還是權力鬥爭的籌碼？
李強高調介入司法領域，被外界解讀為試圖提升個人權力地位的政治操作。他以「保護民營經濟、規範市場環境」為口號，藉此樹立「改革者」形象。然而，中共的權力運作邏輯表明，這一系列行動背後可能隱藏著更複雜的政治博弈。
首先，公檢法系統作為中共控制社會的重要支柱，一直由習近平掌控。李強此舉等同於插手中共權力核心，挑戰習近平對刀把子的絕對控制。這在中共內部被視為「越權」行為，容易引發高層內部的權力衝突。如果習近平認為李強的行動威脅到其權力基礎，完全有可能對其進行「反制」，將李強推到風口浪尖，成為政策失敗的「替罪羊」。
其次，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一向激烈且殘酷。從歷史經驗來看，挑戰既有權力格局的高官，往往下場不佳。李強作為總理，雖然在名義上主管經濟事務，但插手公檢法系統需要強大的政治盟友支持。如果無法在高層中獲得足夠的力量平衡，他的「改革」之路將步履維艱，甚至可能成為政治犧牲品。
此外，李強面臨的不僅是高層的政治博弈，還有地方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中依賴罰款和資產沒收等手段生存，早已形成利益共同體。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失去這些手段就意味著財政破產。李強如果試圖切斷這一鏈條，必然引發地方勢力的強烈反彈。地方政府與公檢法系統深度綁定，已形成難以撼動的利益網路，單靠李強的行政指令很難撼動這種根深蒂固的格局。
更為關鍵的是，李強此舉能否得到習近平的默許或支持。部分分析認為，李強的行動可能是受習近平授權，旨在通過「唱紅臉」的方式穩定社會情緒，重塑中央權威。然而，如果李強表現出超出「限度」的權力野心，習近平完全可以迅速「抽梯子」，將其邊緣化甚至清洗出局。因此，李強能否在政治博弈中全身而退，取決於他是否能夠在高層中贏得更多的支持，並巧妙應對潛在的政治反擊。
改革困局與法治幻像：民營企業的生存挑戰
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和普通民眾來說，李強的行動短期內或許能帶來一定的緩解。地方執法部門在輿論壓力下，可能會暫時收手，減少跨省執法和亂罰款行為。然而，這種「緩解」很可能只是暫時的。在中共現有體制下，執法亂象和司法濫用不會因一次「改革」而徹底根除。
中共體制的根本問題在於，司法系統缺乏獨立性，始終是黨控制社會的工具。在這種架構下，公檢法系統的權力來源於黨，而非法律和憲法。因此，所謂的「司法整頓」只能停留在表面，無法觸及根本。李強提出的整頓行動，雖然打出了改善營商環境的旗號，但實質上仍未突破中共體制內的權力桎梏。
此外，經濟困局的持續存在，使得各級政府面對巨大財政壓力。在這種背景下，即便短期內減少了「遠洋捕撈」式執法，地方政府仍可能通過其他方式變相增加收入。對於民營企業家而言，「遠洋捕撈」式執法只是其中一種風險，稅收、收費等多重手段都可能成為斂財工具。因此，企業主們為了自保，依然會選擇將資產外遷或尋求其他避險方式。
從歷史經驗來看，中共內部的「改革」往往只是權力鬥爭的外衣。無論是上世紀的「反腐」運動，還是近年來的「優化營商環境」政策，都無法真正改變中共體制下的權力結構。李強的高調行動，無論是出於權力擴張還是危機應對，都很難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和制度性變革。
對於普通民眾而言，這場權力博弈更像是一場「宮廷戲」，與改善法治環境、實現公平正義無關。對於民營企業家來說，或許短期內能在政策上獲得一些喘息空間，但從長遠來看，中共專制體制下的經濟環境仍然難以令人樂觀。政府一旦面臨財政危機，便會再次通過各類手段向企業和民眾「搜刮」資金。
杜文認為，李強此番高調整頓，表面上是為了恢復市場信心、改善民營經濟環境，實際上卻反映了中共體制內部的深層利益衝突和治理困境。無論李強最終能否在這場博弈中「奪刀成功」，對中國整體的法治和經濟環境產生深遠變革的可能性仍然極低。中共的政治慣性和權力運作邏輯，決定了司法獨立和公平執法不會輕易實現。對於企業和普通民眾而言，真正的生存出路或許不在於寄希望於體制內的「改革者」，而是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尋找更為穩妥的自保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