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3日,臺灣金門(圖片來源:I-HWA CHENG/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10月30日訊】「金門」這個名稱的由來,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明洪武20年,江夏侯周德興筑城駐兵於此,因其「內捍漳廈,外制臺澎,固若金湯,雄鎮海門」,故而稱之為「金門」。另一說法則是,明代鑒於島之形狀有如金錠,且扼守閩南門戶,因此將其稱為「金門」。
不管是哪一種說法,均體現出金門重要的戰略位置。也正因為金門的位置如此重要,決定它在歷史上必然扮演關鍵的角色。
1949年10月25日凌晨,一場決定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金門戰役,正式打響。
這場一共歷時三天的戰役,最終以中華民國國軍大獲全勝結束。
蔣介石評價說:「金門登陸匪軍之殲滅,為年來之第一次大勝利,此真轉敗為勝,反攻復國之轉捩點也!」
而在中共軍隊方面,原28軍副軍長肖鋒在其《回顧金門之戰》中承認:
「金門戰鬥,從10月24日午夜前發起,到27日午夜基本結束,我登島二百多條船,十個建制營共9086人(內有船工、民夫350人)...無一船一人返回。」中共登島部隊全軍覆沒,除了被殲滅,剩下的全部成為國軍俘虜。
同年10月29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親筆致電各野戰軍和各大軍區,稱「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也就是說,是在國共內戰中,被蔣介石的國軍打的最慘的一次。
人心
肖鋒在《回顧金門之戰》中回憶了這樣一個情況,反映出當時真實的民意。
他說,攻打金門的「準備工作最主要的是找船。根據打平潭的經驗,打金門起碼要有五百多隻船,還要有熟練而可靠的船工。我們從平潭南下時,有大型木船上百隻,但船工怕南下參戰,不少人中途離船逃走,致使乘船南下的251團指戰員不得不離船上岸步行,到達同安時,全軍只剩下28只船,其中12只沒有船工。為找船,師偵察營派出一個連,244團派出一個連,251團派出一個排」。
而在當時的廈門附近沿海,當地船工為了躲避共產黨,「有的連人帶船開到深海小島躲藏,有的丟下船遠走他鄉,有的把船搞壞」,使得中共軍隊「找船找船工成了最大的難題」。
當地的船工,對付中共這些「旱鴨子」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肖鋒說,「我們找到船找不到人,找到人又找不到船。靠新區群眾開船打金門實在沒把握。船開到海中間,他們有可能跳下海就走,讓我自己同敵艦去撞,打大練島打平潭都有這種教訓。」
原第28軍偵察科長張憲章在回憶文章中講述,便衣連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二十多條帆船,六十餘名船工。回來之後,為防止船工逃跑,他們讓這些船工集體住在一所大房子內,派幹部戰士陪著,實際上就是看守著。」
劉亞洲在其《金門戰役檢討》中也講,「福建船工多用重金買來。每船三兩黃金,每人三兩黃金,再加鴉片。即便如此,那些船工要麼藏匿不出,要麼故意搗蛋。戰役最激烈時,兵團從廈門重金募得一艘火輪,擬增援金門,但船主竟瘋也似地把船開上沙灘擱淺。」
劉亞洲文章裡曝光說,攻打金門前,中共給上了船的船工「先吸了毒」。偵察科長張憲章文章同樣談到給船工提供毒品。
不過,從這些船工的表現可以看出,雖然他們吸了毒,但是未中「馬列」之毒,因此在關鍵時刻依然能夠做出正確選擇。中共軍隊一登陸,「他們在槍炮聲中大都棄船逃跑了」。
船工逃跑再加上退潮,中共所有船隻全部擱淺,被國軍空軍和海軍一一炸沉,因此中共不僅無法再向金門運兵,而且它「打不贏就跑」的招術徹底失靈。
天意
中共方面不知道的是,就在其第一梯隊出發的當天,金門守軍剛剛有針對性地進行了實彈演習。
雙方在事後都對此進行了記載。
肖鋒回憶說,島上守軍「24日下午還在古寧頭至壟口的海岸上舉行了反登陸作戰演習,演習地段恰恰是八小時後我軍第一梯隊登陸的所在。」
中華民國國軍方面則記載說,
「民國38年10月24日下午,金門國軍在境口迄古寧頭間海灘舉行步戰聯合演習。該演習假想敵情為‘自蓮河、大嶝發航之敵,於壠口古寧頭之線登陸,以201師於第一線配合炮兵擊滅犯敵於海上及灘頭;以118師為打擊部隊,擊滅敵登陸部隊。’」
結合雙方記載看,國軍演習後幾個小時,馬上在同一地點給登陸的中共軍隊用上。這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還有更加「巧合」的一幕,演習結束後,因66號戰車出現故障,所以有三輛戰車(64、65、66號)留在了「距離海岸低潮線只有300公尺」的地方。當中共軍隊搶灘登陸時,「迎接」他們的是這三輛戰車黑洞洞的槍口。
66號戰車的射手名叫熊震球,在金門戰役中真的做到了名震全球,在歷史的安排中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
臺灣媒體的專訪中記錄了當時的詳細場面,
10月24日下午進行部戰協同實彈演習,這時會做射擊預演。下午預演順利,四點多鐘結束,熊震球所屬的66號戰車,走到嚨口的地瓜田時,車子拋錨;兩邊的履帶因為海邊都是沙,走到田埂時垮掉。由於沒經驗,越挖越不對,修了許久都修不好。
熊震球是軍隊第一排,裝甲兵有不成文規定,一部車拋錨,全排都留,第一排的士兵就全都留在海灘上。而且車子拋錨,副駕手按規定要到前面去警戒,其他兩部車子65、64號也要在這邊排成隊形。由於24號下午是實彈演習,槍炮清膛、瞄準星、所有攻擊目標的設定都沒動,就是好好地瞄準著海上…
半夜不到1點,空中突然出現兩發訊號彈;經驗豐富的排長,察覺有異狀,趕緊叫大家上戰車。熊震球急忙跳上去,順手摸到一發炮彈,正好腳一踩就打出去了,海面頓時燃起熊熊烈火;...隨即共軍發起第一波衝鋒,就像潮水一樣湧上來了。
熊震球的這一擊發有兩個巧處,第一,因為是「穿甲彈」溫度特別高;第二,距離在實彈演習時已經定好了,剛好打中敵人的彈藥船,所有的彈藥爆炸,他們都是機帆船,就一路燒了起來。此外,因為機帆船是尖底的(一般登陸船是平底),尖底歪掉了,船就朝一邊歪,拖拉著旁邊的船也歪過來,兩艘船就燒起來。距離戰車五、六百公尺,海面上就像點了大蠟燭照亮沙灘。
共軍的船是歪的,人連站都不好站,差不多有二十分鐘,是黃金殲敵時間;最緊張的時候,熊震球記得站在戰車上,一口氣用機槍掃射就打了三條彈帶;除了換彈帶的時間外,手都按在機槍開關上,一條彈帶就有750發子彈。
天亮時,浪一衝上來都是人。從嚨口一直到一點紅,大概有兩、三千公尺,好像鮮魚一樣擺著,都是滿滿的人。平常看浪是白的,那時天剛亮,浪都變成紅色。我軍602團也是損失慘重,一百多人回到臺灣只剩四、五十人。但連上損失只有一人,是戰車的副駕駛也是他的同袍好友,天亮時陣亡了,算是傷亡最少的單位。人海碰到火海,對方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一上來就碰到三部戰車擋在那邊,一部戰車機槍七千五百發子彈。
這一切的發生,既不在中共軍隊的預料之中,甚至也不在中華民國國軍的想定之中,那麼是誰安排了這一切?只能說,冥冥當中,自有天意。
還有更多看似巧合的因素。例如,一支國軍勁旅在大戰之前上島了。
10月24日晚,就在中共第一梯隊即將下水之際,肖鋒接到一個緊急電話,「據兵團情報處偵察,今天下午,胡(璉)兵團已在金門料羅灣登陸一個團,小金門也登陸一個團」。
「兵團指揮所還傳達兵團首長指示,我們要和胡璉搶佔金門島,兵團決心不變,28軍今晚對金門發動攻擊的計畫不變。」
事實上中共的情報出現重大錯誤,島上現在不是只有胡璉的一個團,而是胡璉的兵團主力。胡璉本人也在二十四日夜,自基隆乘坐運送軍品的民裕輪,前往金門。當然,他並不知道中共也選在當晚攻島。
胡璉上島 士氣大振
抗戰中的1943年5月,鄂西會戰爆發。胡璉率18軍11師,扼守石牌要塞核心陣地,石牌位於湖北宜昌縣境內,為拱衛重慶的門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日軍想奪取石牌,進而佔領四川。胡璉在大戰前,寫下兩封訣別信和一篇誓詞,他的為人從信中所言可見一斑。
第一封訣別信,是給父親的,
胡璉:「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鬥,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當無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較多,有子能死國,大人情亦足慰。惟兒於役國事已十幾年,菽水之歡,久虧此職,今茲殊慼慼也。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
另一封則是寫給妻子的,
胡璉說,「...十餘年戎馬生涯,負你之處良多,今當訣別,感念至深。茲留金錶一隻,自來水筆一支,日記本一冊,聊作紀念……」
與日軍決戰前日,胡璉率眾祭天
祭天誓詞寫到:
「陸軍第十一師師長胡璉,謹以至誠,昭告山川神靈:
我今率堂堂之師,保衛我祖宗艱苦經營、遺留吾人之土地。
名正言順,鬼伏神欽,決心至堅,誓死不渝。
漢賊不兩立,古有明訓,華夷須嚴辨,春秋存義。
生為軍人,死為軍魂。後人視今,亦猶今人之視昔,吾何惴焉!
今賊來犯,決予痛殲,力盡以身殉之。
然吾堅信,蒼蒼者天,必佑忠誠。
吾人於血戰之際,勝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第二天,日軍開始進攻石牌,在胡璉及無數國軍的連日血戰之下,最終擊退日軍,取得石牌保衛戰勝利。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胡璉在軍隊裡享有很高威信,他在十月二十六日登上金門之後,前線部屬聽到「胡老頭上島了」,士氣頓時大振,紛紛要求與胡璉通話。」
胡璉在文章中回憶說,「上述官兵,久與我共同馳騁疆場,今茲彼輩在徐蚌會戰後,得在金門殺敗敵匪,愉悅之情,不覺流露於其長官之前」。
臺澎金馬,寸土不讓
胡璉上島,皆因蔣介石的精心挑選。金門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有著極為重要的份量。
《宋美齡自述》中曾經引用過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的話,雷德福在電報中對太平洋總司令史敦普說:「金門和馬祖的重要性是在心理與軍事上的考慮。它們是蔣先生(原文為Gimo此屬中外對蔣先生私下的尊稱)防衛臺灣的一部分。它們是他的前哨與警視站,它們阻絕兩個關鍵性港口地區,而且是中共侵臺時極可能希望攫取的地方。中華民國之保有金門馬祖,使中共極難為了侵犯臺澎地區而秘密集結大軍。」
宋美齡還說,「當我讀到艾森豪總統,經由當時美國駐倫敦大使而密送給邱吉爾總理的電報時,我非常感動。我引述部分電文如下:‘我們相信,如果我們企圖強迫蔣氏放棄這些島嶼,他寧願獨立行動,同歸於盡。’」
「在這麼多年來我與蔣公共處的日子裡,幾次聽他平靜而又堅定地告訴我,他的目的乃是將自己奉獻給國家和黨。讀到上面的話,我要情不自禁的淚眼模糊了,並不因為我對於蔣公精神之瞭解——他這種精神,一再地被許多世界領袖,諸如艾森豪總統,和其他領袖們所肯定,也不是他們曾向邱吉爾以及艾登提到的這種精神——而是在我內心那份油然湧出的驕傲感。我所驕傲的是在這艱難的時代,我們有這麼一位不平凡的領袖,使世界人們確認中國永遠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我們將不再被蔑視為歷時約三世紀之久的東亞病夫…」